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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新生代工人說話 新民周刊
記者/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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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些「80後」、「90後」工人支撐著中國製造業,他們的耐受力怎麼會低?實際上,這一代工人的抗壓力非常好。

  《新民週刊》:你決定擔任此次罷工事件工人的法律顧問之前,對事態有何判斷?

  常凱:出發之前,我對事態有一個基本的判斷:罷工需要結束,問題在於如何滿足工人的合理要求。那時候勞資雙方都已經疲憊了。從這個角度說,企業老總的介入是一個關鍵。他起到了調停的作用。

  罷工不是目的,最終要通過談判來解決。但自發的罷工,工人往往缺乏控制局面的能力,參與談判的工人代表對於集體談判又缺乏專業知識。我希望能夠在法律和專業方面,對工人以及事件的解決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做這樣一件事,當然不能不考慮政治上的風險。去之前有朋友跟我開玩笑說,小心有人把你當作“幕後黑手”!罷工這件事在中國非常敏感,這有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的原因。但我覺得,作為一個勞動法律學者,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應該站出來,承擔一些責任。我的言行都在陽光下,都有據可查,心地坦蕩,不怕流言蜚語。

  決定參與此事的另一原因,是我正在主持一個“集體勞動爭議法律規制”的課題研究,也想獲得一些親身經驗,畢竟直接介入的機會不多。

  《新民週刊》: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在應對工作環境、經濟收入和個人尊嚴方面,新一代的工人(以農民工為主)和他們的父輩之間有很清晰的代際差別,你覺得是什麼導致了這種差別?

  常凱:已經30年了,還把沒有城市戶口的工人稱之為“農民工”,實在沒有道理。準確地講他們是“新生代的產業工人”。因為他們與農村的經濟和社會聯繫已經很少,他們的生活方式、理念、追求和農村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到打工之後生活方式,都是城市的。他們只是少一個城市戶口。

  他們是市場化條件下成長起來的。現代的生產過程和場所,明顯給他們一種現代產業的訓練,使得他們的市場條件下的勞動者的權利意識、集體意識和行動意識,不僅遠遠地超出第一代農民工,而且與國企工人也不一樣。國企工人還有著計劃經濟的意識影響,還在留戀所謂的“主人翁”,和資方發生矛盾後,希望政府介入,最終目標是要改變國家政策。新生代工人的政治訴求很少,主要要求提高勞動力價值,要求企業按法律辦事。

  有人總結新生代工人的特徵是“三高一低”(學歷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精神享受高,耐受力低)。這種描述完全是以僱主的理念作為標準,而且很不準確,比如“耐受力低”,怎麼才叫高?逆來順受嗎?正是這些“80後”、“90後”工人支撐著中國製造業,他們的耐受力怎麼會低?

  實際上,這一代工人的抗壓力非常好。以此次事件為例,參與談判的工人代表承受了巨大的個人壓力。比如李曉娟,她才19歲,還是個孩子,被選為工人代表後承擔了巨大的壓力,但她毫不畏懼。她的素質、能力和勇氣,以及所擔當的責任,遠遠超出了她的年齡。這一新生代的產業工人,代表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希望。

  《新民週刊》:此次事件中工人表現出良好的組織性和行動能力,也相當善於爭取媒體和輿論的支援,根據你近距離的觀察,他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富士康的工人同樣被薪酬問題困擾,為什麼沒有採取這種方式?

  常凱:工人往往是在現代產業中訓練出組織能力的。勞動關係發展到後來,個人無法面對企業來表達訴求,工人只能通過組織,集體表達利益訴求。

  富士康的悲劇現在還很難完全解釋清楚,但富士康的特殊之處在於企業的管理方式和企業文化對工人行為有很大影響。它的特點就是半封閉、半軍事化,廠區和宿舍區在一起,工人被原子化、碎片化,成為機器的附屬品,工人文化被企業文化吞併,融化在生產體制當中,失去了自我。

  A公司有2000人左右,工人大多數是職業中專畢業的學生經過實習生階段後留在企業的,共同的求學經歷和實習經歷,使得工人之間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繫,也有著更為接近的思想基礎。A公司的生產和住宿不在一起,工人有自己的活動空間。而且加班很少,工人有自己的閒暇時間和互相溝通交往的機會,容易形成共同的意識,並由個別意識發展為集體意識。加之個別工人領袖的作用,所以能夠形成一種集體的力量,並發起一場自發性的工人罷工。

  《新民週刊》:你怎麼評估罷工可能產生的影響?有一種理論,工會壓力和加薪將影響工資彈性,最後使中國企業失去競爭力,一旦企業破產,影響就業機會,真正不幸的還是那些需要工作的低收入人群。

  常凱:這種理論抽像講是對的,但落實到現實,我們要看到加薪對企業利潤的影響到底有多大。目前企業利潤和工人工資之間的落差太大。富士康工人加薪30%,利潤下降了10%,A公司的利潤率高於富士康,工人薪酬上漲30%後,利潤只下降了5%。從這些數據來看,目前企業在利潤與工資之間還有很大的空間,即使增加工資30%,對於企業利潤的影響也很有限。

  在市場經濟國家,罷工由來已久,司空見慣。這是勞動力市場價格調整的一種特定的手段,只要處理得好,對於勞資力量的平衡和穩定,是有積極意義的。很多跨國大企業的歷史都在百年以上,難道會不知道這一點?

  《新民週刊》:罷工是不是也反映出勞動力供求關係方面的變化?

  常凱:中國勞動力供過於求的大局面沒有變,但供求缺口在收窄,這是一個趨勢,勢必對人的預期產生影響。但罷工主要挑戰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30年來,犧牲勞工利益為代價的發展,工人已經開始不接受了,開始用行動表達自己的訴求。他們有幾種行動方式。第一是集體談判。第二是“民工荒”,工價低了,我回家去,不打工了。第三是集體行動。我不走,罷工,要求漲工資。

  罷工發生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工人的權利意識和集體意識的增長,他們已經不能接受靠壓低勞動成本為手段的經濟發展模式,他們要用集體的力量來改變自己的境況。

  《新民週刊》:各地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對罷工的態度和在工潮中扮演的角色是很不同的。

  常凱:工人的訴求的確與中央政府改善分配的訴求契合。考慮到中國的國情,政府有責任做好二次分配,但在一次分配領域,如果連談判和罷工都不能接受,怎麼能說工資是市場決定的呢?

  我不贊成政府強力介入勞資關係——不管是政府強行要求工人復工,還是強行要求企業漲工資,都是不對的。政府只要承認工人組織、罷工和集體談判的權利,剩下就是工人自己爭取的問題。一些地方政府在“維穩”的心態下,往往將罷工事件政治化,以便於納入“維穩”範疇加以解決。這種做法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化,結果會使勞資關係更加緊張,並把本來勞資之間的衝突轉變為工人與政府之間的矛盾衝突。政府衝到前面替老闆買了單,工人將更多的怨恨轉向了政府。這是一種極為得不償失的短視行為。

  我讚賞廣東地方政府的做法。政府要扮演的角色,一是居中仲裁,二是決定最低工資。有些人對最低工資有誤解,認為最低工資是剛性的,如果經濟情況不好,實施最低工資會導致企業破產。其實最低工資可以調高,也可以調低。金融危機期間,各地政府不是凍結了最低工資嗎?

  《新民週刊》:自從1982年修憲時刪去了對工人有罷工權利的條文,幾乎每次罷工,都會聽到關於罷工是否合法的爭議。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常凱:罷工是指因為勞資糾紛,在工作場所集體停止工作的行為。罷工權在市場經濟國家,是一項被普遍承認的公民權利。中國法律雖然沒有罷工權的明確規定,但也沒有禁止罷工的法律規定。根據對公民而言“法無禁止即可行”的原則,在中國罷工並不違法。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並經人大批准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明確規定“有權罷工”。這是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中國政府承認公民享有罷工權。中國《工會法》第27條更明確規定:“企業、事業單位發生停工、怠工事件”,工會應當代表職工同企業、事業單位或者有關方面協商,反映職工的意見和要求並提出解決意見。對於職工的合理要求,企業、事業單位應當予以解決。工會協助企業、事業單位做好工作,盡快恢復生產、工作秩序。”所謂“停工、怠工”,《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英文版裡就是“strike(罷工)”。而深圳市規定,除了供電、供水等影響公共安全和公眾生活的行業發生罷工行為,並在影響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的情況下,政府可以強力介入。換言之,如果不是這種情況,政府不應該介入罷工。

  國際法、國內法和地方法規都表明,在中國,罷工不是違法行為。只要罷工是和平進行的,其間沒有過激行為,罷工本身並不過激。所以,工人罷工應該把握尺度,政府介入更應該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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