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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一次罷工談判 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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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歷史的經驗看來,罷工永遠只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特約撰稿/伊夫 徐多

  廣東一家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工人為爭取公平待遇,從5月17日開始罷工,勞資雙方經反覆交涉,終於在6月初艱苦談判簽訂了勞資集體協定,罷工事件平靜落幕。

  從罷工發起到談判結束,歷時半月之久。這是一起在中國勞動關係發展過程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勞資爭議事件。事件的發展和結束始終行進在法律的框架之內,是此次事件最主要的特點。它與前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顯示出中國的勞資關係和經濟模式處於深刻的轉折當中。如何正確把握和處理此類事件是我們必須要面對並要解決的現實問題。而A公司罷工事件的處理和解決為其他類似事件的處理樹立了一個典範。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常凱教授作為A公司工人一方委託的法律顧問,直接參與了罷工事件的解決。我們作為常凱老師的助手親歷了談判過程,既看到了新一代工人如何組織、行動和進行談判,也近距離觀察了企業和地方政府對工人罷工行為的應對,深感其中蘊含著許多重要的時代變化。

  作為國內學者以公開身份直接介入和促進勞資衝突解決的第一案,我們覺得留下一個記錄是必要的。本文對於事件不作更多的理論分析和價值判斷,主要記述一下事件過程。

  接受罷工工人委託

  常凱本來預定在6月4日去英國參加學術會議。出發前一天傍晚,他正在家收拾行李,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一個南方口音的小姑娘在電話裡說,她是A公司罷工工人談判代表團的聯繫人小李。「我們在這次罷工中遇到許多法律問題搞不清楚。資方的律師說我們違法,我們認為是他們違法,但不知如何反駁他們」,小李急切地說,「您是著名的勞動法律專家,我們希望您能在法律上給我們以幫助。」

  事出突然,但略作考慮之後,常凱決定接受罷工工人的請求,擔當罷工工人的法律顧問。這些年來,「集體勞動爭議法律規制」是他主持的一個重要的研究項目,並由此接觸到多種不同類型的工潮,工人、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處置方式各異,結果各不相同。他希望此次罷工事件能在法制的軌道上順利解決,並給我國正確處理勞資集體爭議提供良好範例。

  但同時,常凱也明確向小李提出,只有接到工人們的正式的書面委託後,他才可以介入這次事件。

  6月4日上午9點多,A公司工人傳真過來一份簡要的正式委託書。

  因近期我公司停工事件中,勞方急需法律顧問的援助和談判代表,經勞方代表商量,一致決定現特委託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常凱,作為我公司勞方法律顧問兼談判代表。

  特此聲明!

  委託人:勞方。

  委託日期2010年6月4日

  其下為簽名,簽名者一共有8位。小李打來電話解釋說,因為許多代表不在班上,當時只能聯繫到這些代表簽名,但大家在電話中對委託一事均表示同意。

  接到委託書後,常凱決定放棄英國之行,立即乘飛機奔赴A公司,以工人法律顧問的身份,參加下午3點開始的談判。因為這次談判將決定這次勞資集體爭議的走向。是和平解決還是擴大事態,這次會議事關重要。

  聯手確定談判原則

  飛機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的時候,已經下午3點。談判就要開始了,而A公司距離機場至少還有40分鐘的路程。汽車飛馳的路上,小李不斷地打電話來,問我們什麼時候能趕到。常凱對她說,工人可以先談,但要通知企業,勞方的法律顧問馬上就會趕到談判現場。他特別提醒小李,將我們的行程事先告訴以調停人的身份出席談判的A公司總經理。常老師希望,在介入談判前,能夠先和他做一些溝通。

  接近4點,我們一行趕到A公司門口。我們先趕到談判場所旁邊的一間辦公室,總經理正在那裡等候。看到常老師到來,他興奮地迎上來握手,又簡單寒暄了幾句,就切入正題。

  雖然對我們能作為勞方法律顧問出席談判,總經理之前也頗覺意外,但仍希望我們參與能給談判帶來新的動力。他已經在勞資雙方之間斡旋了三天,顯然是由於勞累和壓力,雙眼佈滿血絲。

  從歷史的經驗看來,罷工永遠只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不管是對工人還是對企業來說,都希望能夠盡快達成協定,結束這種非常狀態。但因為利益對立,勞資談判往往容易陷入僵局,缺乏動力向前推進,這時候,來自外界和第三方的斡旋力量才能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推動轉機的出現。

  常凱對總經理說,罷工應該在法制的軌道上結束,結束的條件即是企業要解決工人的合理要求。但是作為「合理要求」的標準,不應該單方確定而應該雙方協商談判決定。既然是談判,雙方都要妥協才可能談判成功。

  他出示了罷工工人的委託書,表示自己介入此次事件的身份只是法律顧問,而不是談判代表。因工人談判代表需要工人選舉產生,常凱作為法律顧問,將以法律為依據,幫助和指導工人代表在談判中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並要理性對待談判,促成談判雙方的理解和妥協,以便達成協定。

  「通過談判來結束罷工對於勞方和資方都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常凱希望資方也能採取這種態度。總經理對此表示贊同,並說,經過他的斡旋,企業已經提出一個新的增加工資的方案。目前這個方案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地機械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但工人似乎還不能接受。他認為這個方案已經是資方的底線了。而且,作為一家大型企業的老總,他也擔心,如果A公司工人的工資提高得過多,將會影響整個行業的工資,企業很擔心最終承擔不起。下一步如何進行,他也感到很為難。

  常凱對總經理的擔憂表示理解,但他認為,地區的平均工資當然是一個參照,但具體到A公司,工資水平應該根據企業的實際狀況,由雙方來談判確定。總經理對此表示認同。在此基礎上,兩人又具體商議了增加工資方案的細節內容,約定下一步的談判以此為基礎,爭取勞資雙方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獲得一致。

  隨著大家達成一些共識,雙方對於談判前景更有了信心。總經理希望常凱的介入促使談判最後成功,常凱回應說:「我相信談判一定成功。到時你要請客的吆!」兩人擊掌為約,一起走進了談判會場。

  企業老總兼斡旋人與勞方法律顧問在談判原則上的一致,為談判的進展奠定了基礎。

  勞資雙方的談判陣容

  談判現場,政府勞動部門的代表,當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局長坐在中間位置,作為中間方主持會議。兩旁分別為勞方和資方談判人員。雙方各派5名談判代表,其中一人為首席代表。

  勞方的代表是6月3日晚上和4日上午推選出來的。由於以前16名談判代表是臨時推選的,在代表性上不夠廣泛,政府勞動部門建議重選代表,以便這些代表更具有合法性。這次四個車間三個班次的工人中推選出的代表共30人,其中首席談判代表為現A公司公司管理科長兼工會主席吳祐和先生。將吳先生作為談判代表,是政府勞動部門建議的。其理由是,法律規定企業集體談判應由工會代表工人,儘管罷工工人提出了「重整工會」的要求,但是在現工會沒有重整之前,讓現任工會主席作為談判代表,可以保證談判程序和結果的合法性。談判工人代表團認可接受了這一建議。

  另外4個談判代表是從30名代表中選出的,其他26名代表列席會議。這些工人都是一線工人,大部分是90後,中專學歷。出面和我聯繫的李曉娟也是談判代表。這個靦腆的姑娘今年才19歲,2008年從廣東工商技校來廠實習,實習期滿後成為正式工人,工作剛滿兩年。

  我們的第一印象是,工人代表有著罷工工人的強力支援,但對於談判技巧和談判策略並不熟悉,很多人臉上還沒有脫去年輕人特有的稚氣。很顯然,談判中的雙方所擁有的專業資源,處於一種很不對等的狀態。

  我們進入會場時,談判正在休會。勞方代表正在討論此前總經理斡旋後的方案。工人代表見到我們趕到,紛紛起立鼓掌歡迎。常凱首先向全體代表確認,自己只是作為勞方的法律顧問參與談判,而不是談判代表。對此大家一致同意。關於談判,他對工人說,必須講究策略,在瞄準最高目標的同時,也要有心中的底線。因為談判是妥協的過程,如果雙方都固執己見,談判就不可能成功。大家已經堅持這麼長時間,資方能坐下來與勞方談判,這已經是巨大的成果。

  「我們要盡力爭取更高的工資增長,但也必須考慮到企業的接受程度」,常凱說,「關鍵是資方必須承認工人的地位和權利。」工人對此表示認同。

  一段「罷工」插曲

  正在這時候,廠房有消息傳來:由於遲遲等不到談判的結果,變速箱組裝車間工人停產了。當時是下午5點左右,談判已進行兩個小時。這一意外使得談判場上的人們面面相覷,氣氛馬上緊張起來。

  工人代表由於對於談判方案意見不一,在如何處置這次罷工問題上,也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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