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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改變了什麼? 新民周刊
記者/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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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罷工是改善初次分配的一種方式,但不能把縮小收入差距的全部責任壓在企業身上。

  工人們要求加薪,由此帶來的不安一直在蔓延。

  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內地多個城市外資企業出現的一系列罷工,在及時處理後,並沒有形成全國性的工潮。而6月底在上海舉行的「陸家嘴論壇」上,高盛顧問董事胡祖六直言不諱地告訴媒體,他認為罷工潮「對中國競爭力是最有負面影響的,遠遠超過匯率改革或升值的影響」。

  他對《財經》雜誌記者說,跨國公司可能因此改變投資地點。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將成為首選,而「不會像過去那樣,自然而然會想到中國」.

  隨著人民幣升值、人工成本上升,胡祖六列舉的東南亞國家一直被看作是全球製造業下一個「成本窪地」。它們都是替代中國的可能選擇。然而,罷工並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如果不說它在中國特別罕見的話。6月最激烈的罷工沒有發生在中國的廣東,而是發生在距離廣東2000多公里以外的孟加拉——被認為可能替代中國的地方之一。

  工潮帶來加薪

  據法新社報道,家樂福等採購商1月份曾給孟加拉國總理寫過一封信,敦促他為該國的製衣工人全面加薪。信裡說,目前的工資水平低於貧困線,並且持續不斷地製造動盪。

  歐洲採購商的不安是有道理的。製衣業是孟加拉國的經濟支柱,美國的沃爾瑪、西班牙的ZARA、瑞典的H&M、法國的家樂福和英國樂購(Tesco)——這些零售業巨頭都是物美價廉的孟加拉製衣業的客戶,但孟加拉的製衣工人一直在抗議低工資和惡劣的工作條件。

  孟加拉的服裝廠僱傭了300萬名工人,占該國製造業工人的40%。2009年,孟加拉出口總額是155.6億美元,其中製衣業的出口佔了近80%。那裡的製衣工人的工資可能是世界同行中最低的。根據服裝廠、工會和政府2006年達成的協定,孟加拉製衣工人的最低工資是每月25美元(170元人民幣)。而4年來,孟加拉的物價上漲了兩倍。

  小規模的罷工和騷動接連不斷,到6月中旬,首都達卡以北一個工業園區發生大罷工,5萬多名工人參加,要求把最低工資提高到72美元(490元人民幣)。代表資方的孟加拉國服裝生產商和出口商協會表示,最多隻能將最低月薪提高到30美元,雙方相持不下,導致工業園區裡的幾百家服裝廠關門,訂單堆積如山,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數百萬美元。幾天後,罷工演變成暴力衝突。警察發射了橡皮子彈和催淚瓦斯,動用高壓水槍驅散人群。160名工人被捕。

  在防暴警察的保護下,部分工廠在6月底復工了。但工資問題懸而未決,罷工接著又在首都達卡爆發了。工人們堵住了首都的主要道路,和警察再次激烈衝突。政府出面說,7月底之前將為工人加薪,要求他們保持耐心。到目前為止,加薪談判還在進行,工人和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對峙並沒有取得最後的結果。

  亞洲工人的罷工此起彼伏,顯示出這一地區的經濟和社會正發生變化。隨著本地物價上升,工人對低工資的忍耐在減弱。在由政府引導或規劃的經濟體中,低工資是政府對前來投資的企業的承諾之一,但這種承諾不可能一成不變——正如孟加拉的情形,政府的強力壓制往往導致罷工激烈化,變成政治運動。

  中國工人以高效和馴服著稱,多年來支撐著中國製造業,支撐著「比較優勢」這一准官方的經濟學說。導致間或發生罷工的原因可能有:欠薪、工資過低、不安全的生產環境或者不人道的管理方式。事實上,罷工往往是其中幾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相比之下,中國工人的訴求也是最簡單的。絕大多數罷工事發偶然,目標是加薪或改善工作環境。「民主管理」這樣的內容只會在國企(或經改製成為民營企業的前國企)裡,才有可能成為罷工的目標。中國沒有像歐洲和美國底特律那樣勢力龐大的工會(能夠抗衡資方、遊說國會、影響政府決策),短期內也看不到這種工會產生的可能。

  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罷工極少——幾乎從不——採取暴力或其他極端行為——除非這種極端行為是指向他們自己的。

  2010年3月,一名富士康的員工丟失了一部蘋果樣機,在接受了時間不長的內部調查後,他選擇跳樓自殺,以證明自己的清白。在富士康的多米諾骨牌中,這是第一張倒下的骨牌。此後一系列自殺行為到底是什麼原因引起的,現在還很難確定,但這名員工自殺的原因非常清楚。他既不是受困於心理問題,也和富士康員工的「原子化生存」無關,他之所以自殺,是因為受到了懷疑和調查,以及可能的不公正的對待。在富士康,對員工的調查只是企業內部的業務流程,而不涉及司法程序,所以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公眾無緣知曉。即使是連續發生多起跳樓事件後,深圳警方也沒有公佈這一起跳樓事件的相關資料。

  和這一事件的調查雲遮霧罩相比,後來的故事人所皆知。郭台銘兩次宣佈為富士康的員工加薪,第一次加薪幅度為30%,第二次又在第一次的基礎上上漲了60%。

  汽車製造業是這幾年利潤最豐厚的行業,最近受罷工的影響也最大。雖然罷工和罷工之間沒有直接關聯,但後發生的罷工顯然受到了前者的啟發和鼓勵。罷工發生後,大多數加薪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在中國這樣快速增長的消費市場裡,汽車製造商最急切的目標是恢復生產,他們心裡也明白,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加薪都是合理和不可避免的。

  政府的態度在變化

  不光是胡祖六這樣的外資投行人士,也有經濟學家因罷工而對中國的未來感到悲觀。

  香港大學的張五常教授最近在大陸出版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學術着作。作為「新制度主義」學派的一員,張教授在美國因為交易費用的研究獲得高度聲譽,70年代末,他回到老家香港,開始研究中國的經濟改革。最近20多年來,他是中國最重要、也是公眾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者之一,以倡導企業的經營自由著稱。在數量驚人的經濟評論中,他始終反對一切可能幹擾企業經營的行為——不管是政府的宏觀調控,還是工會。

  他斥責工潮只是「搞事分子」獲利的手段,工潮剝奪了本分工人的工作機會。其他倡導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比如哈耶克——往往主張限制政府的權力,防止政府幹預經濟事務,但張五常高度評價政府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效率,並因此認為,權力集中對中國經濟來說意義非凡。他提出一個著名的假設:政府為爭取投資而進行的競爭,降低了企業經營的成本,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和原因。

  張教授的理論給人一種印象:壓制工會和罷工是政府的責任。的確,根據20年來的經驗,大多數罷工都是因為政府的介入和壓制而銷聲匿跡的。這是製造業工資增長緩慢的原因之一。

  根據黃亞生的研究,農民第一次成為工人,收入會明顯增加,但此後增長率就低於GDP增幅,甚至停滯不前。20年來,中國GDP規模從世界第十一上升到世界第三,逼近世界第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23倍多。但和第一代民工的收入相比,第二代民工的工資水平沒有明顯增長。

  新生代工人對工資的不滿由來已久。和他們的父輩不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準備在城市而不是農村老家生活,城市生活的成本讓他們的工資顯得過低,而當地政府無意為他們提供戶籍居民才有的公共服務。

  經濟學家謝國忠說,企業和政府沒有對這種情況做好準備;華東政法大學教授董保華說,這是「升級版的員工碰上了初級版的政府」。

  分配狀況的惡化讓中央政府承擔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但面對那些拉大收入差距的痼疾(戶籍制度、行政壟斷,以及民生開支在財政總支出中的占比過低),涉及到政府本身的改革,衝擊已經形成坐大的壟斷利益集團,即便中央政府有改革的意願,也未必拿得出有效的手段。相比之下,員工發聲迫使企業讓步,直接提升工人的薪資,來得更快更容易,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局面是中央政府所樂見的。

  面對艱難的改革局面,華東政法大學教授董保華認為,政府寧願由企業來承受矛盾和反抗情緒。

  而地方政府表現剋制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擔心壓制會導致大規模群體事件。如果罷工的範圍有限,而且工人的訴求明確集中在利益方面,即使是從維穩的角度看,也是「堵不如疏」。

  為了減慢低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也為了轉移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面臨的壓力,甚至是為了達到特定的經濟目標(比如廣東省實施的「騰籠換鳥」),中央和地方政府將不得不更重視更包容工人對自身訴求的更多更直接的表達。

  企業面臨選擇

  多數西方財經媒體認為,富士康加薪對其競爭力影響不大,因為工人薪酬只佔其產品成本的5%左右。但這足夠讓胡祖六「憂慮」了。

  儘管富士康隨後在河南、山東和湖北都啟動了新的工廠,郭台銘也表示,富士康將通過向中西部轉移尋求較低的人力成本,而不是離開中國,都沒能減輕胡祖六的憂慮。胡對《財經》記者說,一旦改變了用紅地毯迎接外資的做法,外企還會不會像過去那樣將產業重點放到中國,「將不可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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