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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高論(8.18-8.25)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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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何雪峰彭遠文

  No.1慈善捐款因何轉入財政

  《南方都市報》,8月21日,作者:賈西津

  (原文摘編)“八成地震捐款可能轉入政府財政”,民政部坦言這是受現實體制所限。

  社會組織與政府都具有“公共性”,社會組織與政府花錢有何不同?比如賑災,政府要考慮全國地區平衡、各項救災需求的輕重緩急、災區與其他地區其他公眾的反應、賑災與其他社會目標的權衡等等。所以政府做出的最後決策,全局觀強,卻未必切中該事該地;調度有力,卻未必適應當事人需求;另外,政府通過層層運作,對資源的最後使用把握較低。舉個簡單的例子,767.12億元中的那個0.12億元,放在整體數字裡,是四捨五入的忽略項;而1200萬元,放到10個年運營額100萬的社會組織中,一定是他們精心規劃的工作重點。可見同樣一分錢的結果實現是不同的。

  但現實是,我們的社會組織變成了替政府收錢的,而非花錢的。社會組織不作為花錢機制,如同企業不作為利潤機制,組織的特定社會功能實際已經不在了。

  首先,政府包攬責任的慣性依舊強大。重大災害,政府總是強調社會捐款統一接受,統籌調撥,全盤考慮,指定捐款路徑,2007年《救災捐贈管理辦法》明確將民政部門等政府機構作為組織與接受捐贈的主體。普遍的社會組織事實上沒有募捐的法律資格。社會自發捐款最終轉入政府賬戶,是有法律前提的。

  其次,動員性捐贈的途徑遠強於志願捐贈機制的發展。5·12災後曾有對捐款途徑的調查,行政途徑捐款占絕對主導,其中一半多是通過自己所在單位。這不難理解政府直接受捐就占58%。單位、黨組織、居委會,仍然是大多數人習慣的行為環境,自發的、社會的、志願的行動機制,對人們還比較陌生,甚至對於很多人來說,不知道志願組織是什麼,或者與被單位組織的活動有什麼不同。

  再次,捐款者對自己的捐贈意願並不明確,多數人滿足於將錢“給出去”了,而對給誰、給到哪裡、收捐者怎麼用,沒有明確的意向與比較選擇。中國人對政府的信任遠高於其他國家,而且對離自己親身經歷越遠、層次越高的政府越信任,與國外情況相反。數據顯示了我們對政府的“天然信任”和對社會自發行為的“天然不信任”。這種觀念反過來制約社會自發機制的活躍與發展。

  【推薦理由】這篇評論的優點在於全面,屬於真正的專家評論。既有對慈善捐款轉入財政的批評,又有對其“合理性”的分析,文中談及的法律資格、捐贈途徑、社會意識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給我們未來改變指明了方向。

  No.2建議由人大選舉產生國家反貪機構

  《東方早報》,8月20日,作者:肖揚

  (原文摘編)60年的審判經驗說明,反貪腐必須走法制反貪腐之路,不能靠群眾式運動。

  治理貪污賄賂等腐敗現象是一個復雜而艱巨的工作,需要通盤考慮。要重新組建國家反貪機構或完善在各級檢察機關的反貪局,通過立法賦予它行使立案權、接受公民舉報權、偵查權、防範權;負責公民舉報和官員財產申報,並負責核對工作;負責對有貪污賄賂、挪用公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境外存款以及卷款潛逃的犯罪嫌疑人進行偵查取證。

  對發現官員財產申報不實的情況,新組建的反貪機構有權發出通令,要求再次申報;對拒不申報的,有權採取拘留、逮捕等措施。

  這一權威的反貪機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可以報告工作,但不搞票決制。即整合反貪腐資源,建立集舉報、偵查、預防、信息情報於一身的反貪腐機構,形成“一條龍”,由專門機關統一調配,使各種反貪腐力量形成合力。

  要制定反腐敗專門法,以立法的形式統一反腐敗工作。還要完善相關配套法律,如加快制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專門法律。

  【推薦理由】從這位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長出版的《反貪報告》中1.5萬字的後記《從審判的視角看60年的反貪軌跡》中摘出這篇短評,編者費了不小功夫。作為最高法院前院長,作者的意圖在於建立向全國人大直接負責的反貪機構,因為不獨立、不權威、不統一的反貪系統在現實中並不能令人滿意。

  No.3體制失效:從平民上訪到警察發帖

  《東方早報》,8月23日,作者:顧駿

  (原文摘編)2003年11月,西安市戶縣公安局全局民警集資蓋家屬樓,兩年後家屬樓竣工,但民警直到2007年才得以入住。讓民警不滿的是,推遲兩年到手的部分房屋質量不達標。他們認為,家屬小區工程建設沒有招標,而是直接承包給時任公安局長溫志剛的朋友所在的公司,溫難脫徇私之嫌。自2007年至今,因通過正常的“組織程序”一直未能解決問題,今年8月16日,戶縣公安局103名民警聯合於網上實名發帖舉報該局前局長溫志剛通過集資建房非法集資,侵吞他們的血汗錢。此事遂成熱點新聞。真要說警察網上發帖舉報完全正常,不正常的倒是媒體大驚小怪的評論,好像這種心態也過於波瀾不驚。實質上,人們關心這一新聞的真正原因在於,一種體制如果連內部人員想正常利用都辦不到的話,那其效能和效率之低下,真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任何有推理能力的人都會想象出這樣一幕場景:在網民上訪時,可以動用警察攔截,但在警察上訪時,又應該動用誰來攔截呢?如果警察上訪時可以動用另外的力量,可是另外的力量如果也有在體制內解決不了的類似問題,會不會也出現上訪?到時又動用誰呢?

  【推薦理由】脫下警服,警察也是一個普通人,也會遇上生活中的種種問題。所以有問題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正常體制有時候不能正常運作,阻礙了正常問題的正常解決。我們還可以看到,導致民眾上訪、需要警察攔截的,與導致警察發帖的,是同一種不正常。

  No.4連黑社會都要有代表?

  《北京青年報》,8月22日,作者:劉洪波

  (原文摘編)重慶掃黑行動還顯示了黑社會頭目參與地方政治的深度。作為重大戰果而被列舉的大佬中,黎強是重慶市人大代表,陳明亮是渝中區人大代表,龔剛模是大渡口區政協委員。這些黑老大都是作為經濟界風雲人物而控制一方或一個領域,進而獲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政治職務。

  不少人視人大和政協為高級擺設,不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卻是不少人眼裡的紅色安全帽。在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是作為一種安排經濟人物、稅收大戶的一種通道,或者作為吸引投資的一種手段。權力者認為給能人一個代表或者委員的身份,無傷大雅,無所損失,且不占名額和編制,無所謂;急欲得此頭銜者覺得頂子染紅,不止與有榮焉,更重要的是活動局面大開,交結權勢有道,而且安全系數大增。

  黑老大可以獲邀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各級官員、名流精英,還有黑社會老大,都是不經真正的選舉而共商公共事務,黑老大能夠獲邀參與政治,這是“公民有序參與”的體現嗎?大量欲參與而不得其門徑的公民,又將體驗到這種政商名流俱樂部的何種聯歡成果?“最廣泛的代表性”,難道連黑社會都要有代表的嗎?可能,事先誰知道他們是黑老大啊。有道理。但誰不知道,黑老大自己不知道自己是黑老大,邀請他們參政的人不知道,還是人們都不知道?出事了就是不了解,邀請的時候為什麼又相信自己了解了呢?是裝不知道,還是真不知道,嗯?

  【推薦理由】作者的問題一提出,答案已自明。但作者自己也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並不存在黑社會,刑法中相關的罪名是“有組織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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