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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捉救地球?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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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本哈根倒計時系列之六

  對那些不願意改變自身能源消費結構的國家來說,碳捕捉技術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也讓政治家們為氣候談判披上了又一件新外衣。然而,這項技術是否真能拯救地球,現在並不確定

  □本報記者曹海東發自廣州

  CO2換石油?

  聽起來似乎是天方夜譚———人類試圖將自己製造的二氧化碳趕回地下。近一年以來,這幾乎是所有政治家的口頭禪。

  政治家們堅信,一項名為“CCS”(二氧化碳捕集封存)的技術能夠拯救地球,彌補人類幾百年工業化進程中所犯的錯誤。

  通俗而言,CCS就是在二氧化碳排放之前就對其捕捉,然後通過管線或者船舶運到封存地,最後壓縮注入到地下,達到徹底減排的目的。

  從CCS發展路徑上來說,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玩意。CCS曾被業界打入冷宮長達30年。上個世紀70年代,為了提高石油的采收率,美國得州的油田曾將二氧化碳注入地下。

  為這項技術重新注入活力的是氣候變化。

  在氣候變化成為公眾話題,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格局不會短期改變的情況下,業界認為CCS似乎是控制二氧化碳的必然選擇。

  政治家們成為最大的鼓吹者:奧巴馬政府宣稱在未來10年投入4.5億美元在美國7個地區進行CCS項目試驗。八國集團峰會上,歐洲甚至制訂了CCS推廣時間表———到2010年,至少有20座發電廠使用CCS技術,到2020年前,歐洲和美國開始推廣該技術,並在2025年前在全球推廣。

  看起來,這幾乎是一個勢不可擋的趨勢。就連市場的活動主體,各大公司也開始介入CCS研發的大軍中來。道達爾、雪佛龍、意大利國家電力公司、BP、殼牌試圖搶先在這一領域占據一份市場份額。

  以道達爾在法國西南部比利牛斯-大西洋省Lacq氣田開展的CCS試驗項目為例,按照道達爾的估算,兩年裡將有15萬噸二氧化碳被捕集和封存,這相當於5萬輛汽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好的想法並不一定會成為所有人的共識。長期在中美之間奔波的能效問題專家程裕富指出,CCS是一項原理簡單運行復雜的技術,使用起來相當昂貴,而且具有高耗能和有洩漏的風險。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至少目前,世界范圍內的CCS項目還沒有真正進入大范圍的商業化運營的階段,只在示範運行。這意味著,一旦CCS沒有驅動力,即使政府花費巨資也會失去其競爭力。

  昂貴的技術

  黃斌,這個研究二氧化碳捕捉的學者毫不避諱CCS技術存在的問題。在接受記者采訪前一天,他還到華能北京高碑店熱電廠看了一眼CCS裝置運行情況。

  黃斌是華能西安熱工研究院二氧化碳控制與減排研究所所長。

  華能北京高碑店熱電廠是我國目前惟一在熱電廠實現工業級應用碳捕集技術的項目。該項目於去年7月開始運行。黃斌所在的單位為此提供技術支持。

  高碑店熱電廠每年約排放400萬噸二氧化碳,碳捕集系統能夠捕集其中的0.075%,約3000噸,而捕集能耗占電廠能耗則在30%以上。

  顯然,其捕集的二氧化碳並不多,“幾乎不到1%”。之所以如此,因為二氧化碳捕集裝置的能耗一般都比較高,耗資比較大。

  以30萬千瓦規模的電站,一年捕集100萬噸二氧化碳為例,以往的電站投資大致在每千瓦4000元,一旦加上CCS裝置,其成本將變成每千瓦8000到10000元。這意味著30萬千瓦的電站幾乎增加一倍以上的投資,達12億元之巨。

  那麼效益如何呢?目前火電廠發一度電大約排放一公斤二氧化碳,但是要對其進行捕捉,其中要耗費大量的能源、蒸汽甚至電,這樣發一度電幾乎要增加30%能耗,電價成本大概提高20%到30%。“誰來承擔成本,而且要長期承擔?”黃斌反問道。

  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經理楊愛倫指出,目前在CCS技術尚未成型的階段,即使有為數不多幾個項目處於商業運行,其主要應用方向還是產油國公司將二氧化碳注入地下,以求擴大石油產量。

  目前,業界有三種二氧化碳捕集方法,分別是燃燒前、燃燒後以及富氧燃燒。專家分析認為,燃燒前捕集適合於未來新建電廠,燃燒後捕集適用於現有電站改造。中國開展的燃燒前捕集的案例就是華能的綠色煤電計劃,燃燒後捕集的案例為華能北京熱電廠,而富氧燃燒現在還在清華大學試驗。

  和中國相同的是,其他國家的CCS項目目前也處於試驗示範階段,只是他們開始投入“巨資”研發此項技術,比如歐洲委員會近期宣佈投入14億美元在歐洲各國建立CCS示範工程。

  當然,環保主義者擔心的不止是成本,他們還擔心人類並不能控制儲藏在地下的二氧化碳重新洩漏出來。所以當歐洲委員會公佈方案之時,爭議聲一片。

  對此,先期研發CCS技術的公司宣稱不會有這種事情產生。

  以道達爾的CCS項目為例,從地理位置上,道達爾的Lacq氣田與居民區很近,可以說是“人口相對而言比較稠密的區域”。開始CCS試驗之時,當地居民擔心濃縮的二氧化碳封存在地下是否安全。“我們的項目在提交官方批准前,公司就和地方當局、社區組織和居民個人進行廣泛溝通,詳細介紹項目情況和專家的評論,讓公眾了解當地地質條件適合封存二氧化碳。”道達爾CCS項目負責人NicolasAimard表示。

  CCS背後的氣候政治

  可以肯定的是,CCS技術對那些不願意改變自身能源消費結構的政治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長期參加各項氣候談判的楊愛倫的一個深切體會是,CCS技術本身的研究、談論是一個不帶偏見的討論,但是當西方國家一旦將CCS作為解決氣候變化的主要方案,則使討論具有了很大的政治意義。“歐洲國家有很多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之所以本國投入巨資發展CCS技術,他們的理由是‘中國需要,中國有很多的煤電廠’。”楊愛倫說。

  目前在中國的8億千瓦的電力裝機中,火電裝機的比例達到了四分之三。中國似乎是這項技術的最大消費者。

  聯合國氣候變化委員會已經意識到,到2050年,世界的主要的能源結構還是以煤炭為主的火力發電,因此CCS將成為溫室氣體減排的主要技術方向。這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壓力。當然,發達國家對此也會有很大的壓力,特別是以煤作為主要能源的國家,如美國和澳大利亞等。

  據專家介紹,在氣候談判中,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印度比中國更為抗拒CCS技術。在這些發展中國家看來,目前,發展中國家已經有很多技術成熟、發展空間非常大的減排技術,但是這些技術還未被大規模應用。如果發達國家確實想援助資金,這些才是最重要的領域。

  顯然,中國不能被CCS綁死。能效問題專家程裕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CCS在中國的發展態勢是,CCS技術公司在極力推動項目的進展,火力發電廠試圖反對這種技術的可行性,政府積極鼓勵技術的研發和合作。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CCS技術的可行性不太確定,更關鍵的是CCS是在對減排的義務上的要求。中國在這方面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

  確實如此,從中國的角度來說,似乎也不願意被西方牽著鼻子走。此前,南方周末和國家發改委的相關官員接觸之時,官員們對此項技術並不完全認同。在他們看來中國更“緊迫”的事情還有很多。

  當然,對於吃了很多虧的中國而言,更現實的想法是不在這輪技術浪潮中失去話語權。“中國以前談論二氧化碳捕集,所使用的數據全部是國外的,現在做了自己的技術研發有利於國家高層在政策判斷時有據可依。”黃斌說。

  黃斌至今記得20年前,中國電力行業根本無法判斷電廠是否應該搞脫硫裝置,後來當脫硫裝置成為世界公認規則之時,發現自己的水平卻不行,“國家巨大的脫硫商機就讓給了國外”。

  他說,“我們無法判斷未來是否會大規模進行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但是有這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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