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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憶濟之師
——一位學術巨人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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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之師的事功,其實與他的研究成果一樣,都可借“草坪尋球”比喻說明。他的一生志業,都是創造條件,使學術界的個人,能發揮其可能,在“未知”的草坪上,尋找“知識”的小白球;同時又將許多可供研究的資料,盡量累積與保存,再經過整理,使學術資源能為研究者所用。庶幾知識的累積,將“已知”推向更廣闊深遠的“未知”之域。

    濟之師是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他堅持從尋求“知識”累積“知識”,參與人類“真理”的永續大事。“理性”是體,也是用,體用不能分割。因此,他堅持理論與學理必須取決於證據與論證的過程。尤其是論證過程,必須嚴謹扎實。我想,他從研究而內化為性格與習慣,前面所說的才大而心細,正是將習性融入做事的風格。

    濟之師辦事一絲不苟,做人也是自律甚嚴。例如,他一生研究古代器物,但從來不收藏古董,以免公私界限,糾葛難分。(我們這些學生,也謹守老師的誡命,不收集古物)他不喜酒肉征逐,不愛無謂亂聊,於是一般人敬畏之餘,不敢接近。其實,他老人家望之儼然,接近時,卻是溫和可親的君子。即使廝役有了過錯,我也從未見他疾言苛責。他對音樂與美術有頗為深邃的了解與欣賞。他能彈奏古琴,也欣賞西洋古典音樂;對於書畫,有自己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其瀟灑的一面。有一次,他老人家赴美國公幹,在紐約旅館中,他邀我共餐,乃是一瓶紅酒,一條法國硬麵包,一條乾酪。我不能飲,喝可樂代酒。他老人家一口酒,一口麵包,俯視街景,打發了一餐。飯後,師徒二人又去林肯中心觀賞了一個小劇團的實驗劇。這種隨興的生活,方能見其真性情。

    濟之師的政治立場是從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堅持個人有自主性,因此有各種相踵而至的自由及權利。但是一切自由與權利,其前提是不因一己的利益,侵犯掠奪別人的自由與權利。從人類學而認識,人是合群的動物。在合群之中,群(例如國與族)不能不經個人的同意,侵奪個人的權利,群與群之間,必須尊重彼此的平等,尊重彼此的自主性。濟之師憐惜我行走不便,每次去南港,總是邀我搭他的座車同去。在車上,他會將收聽的BBC新聞,挑一兩條談論(他有短波收音機,我家只有一般的長波)。他也會在閱讀新到的期刊雜志(例如《星期六評論》、《紐約時報書評周刊》)中,針對一些文章,提出他的想法。我在恭聽之外,也會提出自己的意見。半小時的車程,其實不夠用。因此,下車後還會在他研究室繼續談論。除了討論大陸考古新發現之外,以上的“時事”,大約是我們師生之間最多的話題了。他平時演講,都以專業為題,很少涉及時事及自己的想法。因此,濟之師與我之間的談論,可能是我能享的特權了。在這一領域,我得益甚多,因為我們觀點思路比較接近,彼此對談,使我有從第一等智慧者印證與反思的機會。

    濟之師只喜歡工作,除了工作外,不慕榮華,“中央研究院”院長多次出缺,他常常代理院務,卻始終拒絕出任院長。他以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始終不支持蔣介石的專制及國民黨的威權,只因為他無所求,他才能在蔣氏面前,不卑不亢,泰然自在。這是從智慧延伸的自尊,智者與勇者,本是一體。

    他老人家的終生志業是鍥而不捨地追尋知識與真理,他的人生立業,是在工作的過程,一個開放的,而又時時面對挑戰的旅程,樂在其中,他也因此除了音樂與偶爾品嘗好酒之外,別無其他娛樂。如前文已提過,他性不隨俗,行不從眾,不喜歡無謂的酒肉征逐,無聊的應酬交際。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望之儼然,因此也不敢親近。在人叢之中,他是寂寞的,也是孤獨的。這種形象使一般人以為濟之師十分傲岸。他的才氣高,功力深,成就大。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必是招致嫉忌。於是,一般人的傳言,李某眼高於頂,看不起人。別有用心者,更會故意傳言:“李某看不起某人某人。”濟之師一生,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仇視與怨懟。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是千古以來才俊之士難逃的命運,也是世間常令人扼腕的憾事。

    濟之師晚年,心情相當落寞。1960年代晚期,台灣氣氛極惡。威權體制的爪牙,四處摧殘他們所謂“分歧分子”。台大先受打擊,“中研院”是下一個目標。1970年我應邀來美擔任訪問教席,本是一年聘約,為此不能回去。在所內,又有一些風波。從那時起,濟之師不斷遭遇內外的困擾。濟之師為此厭倦,遂放下了職務。我在1974年以後,每年開始,幾乎年年返台,必去溫州街請安。他老人家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青光眼,諸種疾病,起居飲食,頗多限制,視力已不勝閱讀,所有能做的,只是戴了耳機聽收音機。平時上門賓客本來不多,幾位老友,又均年邁,不常來往。他的研究工作,本來是他身心所寄,那時也已停頓。他老人家心情的落寞,可以想見。我每次告辭,他總是說“下次再多談談!”又說“不知還有沒有下一次了!”分手之時,常是一聲長歎。

    大約是在1978年的一次談話中,我提到他當年草坪尋球的譬喻。那次,我們的談話主題是大陸的許多考古發現。他列舉了良渚(還提到施昕更先生的發現)、湖熟、屈家嶺、大汶口(又提到梁思永先生與龍山文化)、紅山……那些文化的意義。他指出中國文化的多元性,且相當明顯。他老人家回到草坪尋球的譬喻:“真會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問題,讓問題牽出問題。一大堆的問題出現,‘草坪’也就不一樣了!”這一時刻,他半閉的眼睛,又有了攝人的精神。這是我長久記憶的場景:一位智者,將由知識升華為智能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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