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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傑—聖賢—真命天子?
——評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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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蔣介石是軍閥,並不是作為貶義詞來使用,而是作為事實來分析。黃先生書中也提到“(蔣)對旁系將領已有嫌忌,更不得不培養人所謂之‘黃埔嫡系’”(74頁),他顯然不願意下軍閥性的判斷,但他後面還提到:“蔣去職,宋子文也不合作(指與孫科任行政院長的政府),而且失去蔣之保證,借款尚成問題,又況黃埔軍人亦只有蔣能隨意擺布調遣。以上情形都可用作攻擊者之口實。一切由於蔣之‘軍閥體系’及‘家天下’之作風構成。但是世界上任何機構,其最基本及最原始之核心組織皆無從脫離人身關系,只能先私而後公。”其實,黃先生“但是”後面的辯護詞是完全不必要的。軍閥體系的存在不是某個人的過錯,而是歷史運動的產物。

    我們必須從大歷史的角度來解釋中國的軍閥制度。清朝後期,太平天國興起,橫掃東南半壁,曾國藩號召士大夫訓練軍隊之後,出現了兵歸將有的私兵制度。清朝前期的八旗、綠營的經制兵,由皇帝命將統率出征的,但湘軍是不可能由皇上另外選將統率的。就是湘軍內部,一位戰將戰死了,他統率的軍隊只能解散,而不能另派將領率領。這就是近代中國軍閥制度的起源。蔣介石的黃埔系成了中央軍,並不改變私兵制度,因為,蔣介石並沒有改變私兵制度的制度性措施,直到1949年在大陸戰敗,黃埔系仍然只服從蔣介石的指揮,而不服從代總統李宗仁的指揮。其他派系也一樣,傅作義的部隊,並不屬於蔣介石,而是傅作義自己的,桂系的軍隊也不是蔣介石的,而是李宗仁、白崇禧的。這些軍隊的使用,蔣介石是不能直接指揮的,而必須通過這些將領的同意,由這些將領指揮。

    黃仁宇先生多次提到國民黨軍隊指揮關系中的“人本主義之性格”、人身關系(第12、26、232頁)。他指出:“新軍之全部設計,下至技術中之細節,始終未脫離他之掌握。雖孫總理亦無從改變他之決策,可以從他們彼此緘件中看出。再以他用校長身份與大部黃埔師生保持密切之人身關系,凡此都與他所景慕之曾國藩、戚繼光的事業有若幹相似之處。”(第26頁)。蔣介石沒有能夠改變曾國藩開始的私兵制度,也只能成為最大的“一派系之頭腦”(史迪威語,第38頁)。蔣介石在指揮軍隊作戰時,不能用制式命令,而必須協商,必須尊重他們生存的要求,照顧他們的利益,否則的話,也許這支軍隊又要叛變了。他作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其實指揮的只是一支鬆散的聯合部隊,他能夠直接指揮的只是黃埔系以及直接依附於黃埔系的少數軍隊。黃先生書第232頁中提到孫連仲要求“讓第二集團軍留點種子”,就因為這是一個獨立的團體,而不是國家的軍隊,不能打光了。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堅持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就是因為蔣介石的指揮本來就是不統一的,各派軍事勢力各有各的生存要求和方式。

    因此,中國如果要重新統一,解決私兵制度是重要一環。國共對決,國民黨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蔣介石解決不了私兵制度,無法真正統一指揮,不能不讓位於解決了私兵制度、更有朝氣的中國共產黨。統一、高效率的共產黨軍隊與國民黨軍隊的時代基礎並無不同,因此,不能僅僅以中國還是個中世紀國家和農業社會來解釋軍閥體系,而應該從大歷史的角度,認識到清王朝解體後,國家從分解到重新整合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真命未歸

    我們在讀蔣介石日記以前已經明白,蔣介石未能通過現代化轉型尤其是土地改革來使自己獲得統一中國的力量。我們也已知道,國民黨自辛亥革命開始,對社會基層的動員嚴重不足,無法集結起整合中國的足夠力量。由於沒有足夠的社會動員,沒有解決私兵制度,蔣介石解決不了建設一個有效的高層機構的問題。我們沒有讀明白,黃仁宇先生為什麼認為創造高層機構和翻轉低層機構是“分屬兩種群眾運動”。(第42頁)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古代中國強大王朝的建立,都是以低層社會的大翻轉為前提的。人才是在這個過程中湧現的。我們讀了蔣介石日記之後發現,沒有低層社會翻轉的依托,蔣介石確實不是一位“真命天子”。

    蔣介石對自己要求很高,讀書非常勤奮,事必躬親,十分辛苦。決斷果敢,臨危不懼,多次身臨前敵,屢遭危險,大難不死。他成為一時的領袖,自有他的特殊過人之處。但其短處也非常突出的。

    蔣介石贏得了中原大戰勝利以後,自以為可以憑借武力統一中國。1931年5月21日日記:“世之心理以為胡孫去職,政治無法,此種心理殊為大謬,其實開國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無文治,書生如本黨之老學究,誠不足言文治也。”本來,以文治而言,胡漢民、汪精衛才有繼承孫中山成為黨魁的資格,他們把蔣單純看成一個軍人,並不願意擁戴他為領袖,但是,蔣介石就是憑借武力而飆升為領袖,文治顯有欠缺。1931年底,蔣介石再次被迫下野,重新復出後開始反省失敗的教訓。

    1932年8月4日日記:“學然後知不足,余不學無術,而求其治平難矣!”所以,他一直很勤奮地讀書,但他同毛澤東一樣,主要仍然在傳統的思維中吸取營養。這就是大時代的問題。同時,蔣介石求賢若渴。1932年9月1日日記:“時以不得襄助之人為念,世道日非,人欲橫流,欲得一賢能之士為助,如何求之?舊黨員皆腐敗無能,新黨員多惡劣浮囂,而非黨員則接近不易,考察更難,古之山林之賢,今不可復見,而租界反動之流,多流氓之亞者。其在留學生中,大學教授中,職業團體中,舊日官僚未在本黨任仕有風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1934年8月10日:“本黨本軍與本團之敗亡,其慘痛歷史,未有甚於如吾身者也。天如有靈,盍不助吾以賢明之一二,以救危亡於萬一也。”但是,蔣介石竟然一無所獲,一直沒有滿意的輔弼之人,缺乏謀士良將,改變不了國民黨的腐敗風氣。1946年7月10日日記:“昨下午批閱人事,銓敘廳無智無能,徒增余苦痛和憂慮,此乃不只銓敘工作,幾乎無一部門主官與負責人而非如此也。思之悲傷。若自我稍一疏忽,即致錯誤,乃至不能補救,並無一人能為余設想預謀,稍分憂勞。此實不忍言者,而今則隨筆記錄,以增加余不德之罪。余果寡人獨夫乎?天下果無賢能至此乎?”他當然不可能“一根軍棍等身齊,打得三百座軍州都姓蔣!”蔣介石志大才疏,自以為鶴立雞群,而實際上,他的部下也認為委員長老了,過了時代,像一個嘮嘮叨叨的老頭子。上下互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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