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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傑—聖賢—真命天子?
——評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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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國面臨的是雙重的歷史任務,一是傳統的任務,即清王朝崩潰後如何重建中央集權制國家,二是向現代化轉型的任務。蔣介石將民初以來軍閥割據的局面進行了初步的整合,使國家實現了鬆散的統一,這是他的重要歷史貢獻。但蔣介石還是個中世紀的領袖,而非現代性的領袖。作為革命家,他雖然沒有以帝王自居,但卻認為自己是天命所歸;雖然他的理論體系中也存在過向現代民主轉型的觀念,但始終沒有實踐。就事實來說,他就是一個威權主義者,而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國共對決,國民黨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蔣介石解決不了曾國藩以來的私兵制度,無法真正統一指揮,不能不讓位於解決了私兵制度、更有朝氣的中國共產黨;沒有低層社會翻轉的依托,蔣介石就沒有滿意的輔弼之人,缺乏謀士良將,再加上他暴躁的個性,城府不深,缺乏謀略,也很難使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領袖。

    □朱宗震

    已故的黃仁宇先生是歷史學前輩大家,他的遺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雖然寫作於蔣介石日記開放以前,只是看到其他着作轉引的部分日記,但仍頗顯卓見遠識。他責問以往相關的歷史作品說:“要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及他們的接班人所走路線全屬錯誤,所做工作又彼此對銷,則何以中國尚能生存至今,而且從1920年間至1990年間尚有顯著的差別?難道今昔之不同全是負因素作祟?”也就是說,在黃仁宇先生看來,中國歷史在蔣介石和毛澤東時代,都犯了很多“錯誤”(姑且叫錯誤,因為許多人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但他們仍然對歷史的前進有所貢獻。筆者非常贊成黃先生的觀點,筆者一直認為,對立的雙方往往是相生相剋,相輔相成的,社會是在新陳代謝中前進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進步,也有一代人的問題,因而形成更新和淘汰。蔣介石是個失敗的豪傑,但我們今天讀史,不可以成敗論英雄,而是要理解他在中國歷史前進運動中的地位。歷史學家不必黨同伐異,我們只是希望理解歷史究竟是如何前進的。

    既然要從大歷史的角度理解蔣介石,當然難免見仁見智,因此,筆者在本文中,只是從學術的角度,就黃先生書中的部分見解進行商榷、修正和補充,以盡後一輩學者的責任而已。

    聖賢還是真命天子?

    蔣介石在1936年11月10日日記中自述:“從前只以豪傑自居,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頗欲以聖賢自期,不復以豪傑自居矣。”黃仁宇先生書中引文作“以聖賢自責”(第115頁),並認為“蔣介石從未自承已為聖賢,並且年近五十尚一直不願意做聖賢。所以自責者出諸外界要求”。但原日記系“自期”,不是“自責”,含義自然不同。蔣寫下這句話時,除紅軍江西失敗後到達陝北的殘余部隊之外,當時中國各地都已在名義上歸附中央,他自感已經為統一中國的大業奠定了基礎。

    本來從大歷史的角度,不必糾纏這類細節,黃先生在本書中的細節也似嫌過多,而大歷史的解讀則有所不足。

    從這段日記,我們看到蔣在思想上仍是一位很傳統的政治領袖,跳不出豪傑和聖賢的范疇。根據蔣介石1931年日記後面記錄的回憶:“余自覺民國三四年間進德不淺,悔悟昔非而今是,王陽明、曾文正全集、胡文忠全集,研究至再,頗有心得,甚至夢寐之間,亦不忘此三集。”自此,蔣介石讀書非常勤奮,涉獵古今中外名著以及《聖經》,但讀得最多的,還是儒學經典和後世大儒着作。我們再舉一則日記,說明蔣介石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微弱。1940年3月18日:“顏習齋先生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余則改:‘安天下之道為:重考核,整紀綱,裕民生,而富天下之道,乃改為開礦,均田,興電力,至於強天下之道則無異議也。’”當時社會各界正在呼籲實現憲政民主,蔣介石本人也曾表示要“還政於民”,但終究還是維持了一個傳統的威權統治。

    蔣介石不僅以聖賢自期,黃仁宇先生在引用了蔣介石1930年4月11日的日記後也認為“有帝王口氣”(第75頁)。顯然,黃先生讀到的蔣介石日記摘錄,迴避了一些內容,根據現在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作為革命家的蔣介石雖然沒有以帝王自居,但卻認為自己是天命所歸。這與以真命天子自居並無根本區別。這類言論,在日記裡常常出現。這裡略舉幾例:

    1931年7月1日:“安危無從捉摸,此時惟有信心,為國為民做去,實行三民主義以救中國之外,再無其他妙法,故自信,惟有余乃能救國家之危亡。如天不亡中國,則不能離三民主義,亦不能使中正敗亡也。”1931年8月24日:“天如不亡中國,惟有余一人,方能負此大任也。”1935年3月31日日記中書寫的格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這句話我們現在可以在故宮乾隆皇帝的臥室裡看到。

    1948年2月8日日記記錄他對張群說:“須知吾人始終立於革命地位,中華民國今日之基礎不在政治與軍事之有否實力,而全在於余一人之生死存亡如何,只要余生存一日,則必能保障國家之生存。”我們在這裡強調蔣介石的天命觀念,並不是要據此否定蔣介石,或對蔣介石進行批判,那是政治理論家們的事。作為大歷史的分析,是要讀者認識到,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還十分嚴重,對於一位反對封建帝制的革命者來說,也不能倖免。這是時代!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理解時代的特徵。黃先生讀到的日記不是全貌,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是他的過錯。他已經充分認識到,蔣介石還是個中世紀的領袖,而非現代性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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