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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帝國的陣痛與嬗變 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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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恭親王奕訢(圖片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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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身著清代服飾的洋人一家(圖片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請勿轉載)
晚清,身著清代服飾的洋人一家(圖片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請勿轉載)
英國人戈登率洋槍隊協助清軍攻打蘇州城太平天國守軍(圖片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請勿轉載)
英國人戈登率洋槍隊協助清軍攻打蘇州城太平天國守軍(圖片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請勿轉載)
同治年間的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和大臣寶、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員、恭親王、文祥、沈桂芳等(圖片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請勿轉載)
同治年間的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和大臣寶、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員、恭親王、文祥、沈桂芳等(圖片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請勿轉載)

    不可辯駁的是,造成帝國根基坍塌的主要原因正是中國日益被捲入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不平等經濟與貿易秩序之中。從19世紀30年代起,鴉片貿易的後果已在實行復本位貨幣制度的中國被大眾廣泛感知,因為白銀流出國外是用於償付鴉片這種違禁品的進口,這種收支不平衡迅速破壞了稅收和商業。更糟糕的是,通商口岸開放,列強資本入侵,長期作為一個封閉內循環體的中國傳統農村經濟被無情地粉碎,首當其衝的就是農業與家庭手工紡織業緊密結合的農村家庭生產組合。

    記者◎朱步沖

    北京條約

    1860年10月24日下午,在從安定門至清政府禮部衙門長達5公里的道路兩旁,擠滿了中國民眾,他們翹首張望,默不作聲,目送英國公使額爾金乘坐的轎子在兩支軍樂隊、100餘名英國龍騎兵和兩個步兵團的護衛下,前往《北京條約》的正式簽字儀式。相對於京城百姓的單純好奇,對於當時年僅27歲、剛剛得以進入帝國權力中樞的恭親王奕訢來說,這個日子卻包含著屈辱。英國使團隨員亨利·諾裡斯回憶說,當額爾金的轎子隨著軍樂團吹奏的《天祐女王》抵達時,親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禮。但額爾金只是「高傲而輕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禮」,額爾金的私人秘書羅·亨利描述了奕訢的惶恐不安:「從他的表情看得出,這是個聰明人,但處在恐懼中……對於一個只習慣於和自己同朝的高官打交道的人來說,他所接受的這個不同尋常和困難的使命,只能使他自己感到厭惡。」

    回到當年那個歷史背景:在深入這個停滯而破碎帝國的核心後,北京城使前來遊歷的英法兩國使團和軍人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們還能想像一下,這座巨大的城池該掩藏著多少奇珍異寶,一旦走進,便大失所望。到處都是骯髒破舊的房舍,旗人區的主要街道,比中國任何其他城市的街道都要寬闊,但既沒有鋪上石板,也沒有留出人行道,無非是失修的碎石路面,夏天塵土飛揚,冬天滿是污泥濁水,不時出現的一口口水井堵住道路,到處是垃圾和糞便,臭氣沖天。」法國軍醫阿爾芒在他當時所記的日記中寫道:「衣衫襤褸,滿臉懷疑的老百姓毫無生氣可言的麻木表情,在坑坑窪窪、浮土充滿車轍的大道上跋涉,綿延不斷的,用沒燒透的青灰磚砌成的單調房舍,使我們失去了遠距離眺望京城時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黃色落日餘暉中所引起的無限遐想。」

    為了討好這些蠻橫的征服者,恭親王甚至知會特使額爾金與葛羅,如果他們願意,歡迎參觀北京城內的皇宮。11月6日,包括額爾金在內的一大群英國和法國使團成員在欽差大臣恆祺的帶領下走進了紫禁城,然而,法國使團成員喬治·德·凱魯萊當時對這座清帝國心臟的評價不過是:「誠然,皇宮擁有漂亮的漢白玉欄桿、精美的台階,但總體狀態破敗不堪,建築物上到處是裂縫,還佈滿了苔蘚,書房的書架上空空如也——書籍早已被遷往圓明園,遭遇了眾所周知的厄運,在大火中化為灰燼。」就在這一天,中、英、法簽訂的條約協定被寫成佈告,張貼在北京的城牆上。「一大群中國人聚集在佈告前,一些識字的就把佈告上的條約內容一條條解釋給其他老百姓聽,他們深感好奇,卻絲毫沒有痛心的表示,好像他們對朝廷與西方蠻族達成的新條約感到非常滿意似的。至於宗教信仰自由,他們看起來並不太關心。」

    然而,相對於子民的麻木不仁,對於朝廷中樞的有識之士來說,「西夷」居然長驅直入,興兵焚闕,迫使「天朝」訂立城下之盟,實在是奇恥大辱,正如奕訢在隨後的奏摺中所說:「捻熾於北京,發熾於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虛弱,而為其所制。」鑒於兩次軍事上的慘重失敗,以及《北京條約》對於西方國家擁有在北京常駐外交人員的確定,一向為天朝諸臣所不齒的「夷務」驟然成了重中之重——清廷為英法公使選擇的使館駐地為老君堂、國子監、馬家廠,挾戰勝之威的兩國公使自然不肯就範,在試圖佔據朝陽門內怡親王府和肅親王府未果後,英國最終選擇了東交民巷宗室奕梁的府邸,法國則強佔了東交民巷景崇府第。就在英法軍隊仍然駐蹕京城,在安定門城樓上加裝大炮對準城內交通要道的10月底,光祿寺少卿焦佑瀛、侍講學士張之萬等四人就上了一份聯銜奏片,首次提出了設立「辦理通商處」負責外交事務的設想。該奏片說:「馭夷之法,貴有責成。查向來夷務,由軍機處辦理。惟樞密之地,事務大繁,只能總持大綱,於細微曲折,不能詳細考查……此次換約之後,應請旨設立辦理通商處,以王大臣領之,分為各司,辦理各國事務,則例案分明,事有專責,可以日久相安,實為第一要務。」

    總理衙門

    1861年1月20日,咸豐帝下諭,批准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署理所在地為東堂子衚衕49號。已經在跟洋人交涉中經歷了大風大浪的奕訢,表現出少有的謹慎和世故,為了安撫咸豐的疑慮,以及政敵們的彈劾,他和聯合上折的文華殿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反覆強調,這是一個臨時性機構,一旦「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然而,明眼人都會看出,「夷務」只會紛沓而來,曾經於咸豐三年至五年擔任軍機大臣、飽嘗權力滋味的恭親王,所要的是在這清王朝國運危若累卵的時刻,給自己創造一個充分施展才華的長久舞台。

    總理衙門成立之初,設英、法、俄三股。1864年增設美國股,1883年又增設海防股(後改為日本股)。英國股主要執掌英國、奧斯馬加(奧匈帝國)兩國交涉事務,並掌管各國通商及關稅事務;法國股掌法國、荷蘭、日斯巴尼亞(西班牙)、巴西四國交涉事務,並掌教案及僑工等事務;俄國股掌俄國、日本兩國交涉事務,並掌陸路通商、邊防、疆界、外交禮儀以及本署官員的任免、考試、經費等事務。

    「總理衙門的建立,是同治中興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制度改革,此前,中國沒有處理外交事務的專門機構,僅僅有理藩院、鴻臚寺的一部分用以處理與朝貢國的關係。雖然它的成員大部分時間在陪伴外國公使喝茶,對於自己負責的國際性事務茫然無知,但與1860年前清政府任何一個部門比較,它都類似共和政體下的外交部,並較少受陳腐的傳統財政系統之害。」芮瑪麗在《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中這樣寫道。確實,當時總理衙門只設大堂、滿漢司堂以及科房,全部司員為16名章京,滿漢各半,奏稿、文案、照會全部由司員親手擬就,以避書手胥吏從中舞弊。更重要的是,奕訢下令各省籌辦洋務,對外交涉時必須「相互知照」,並要求各通商口岸地方衙署按月將中外商情以及各國報紙送至京師,以便對「中外形勢瞭如指掌」。

    很快,奕訢就開始嘗試利用朝廷一向深惡痛絕的對外條約,作為保護清帝國自身利益的擋箭牌。正如美籍華裔中國史研究者徐中約所說的那樣:「這種和平方針不應該被理解為完全屈服,相反,它是一種積極政策,是中國按照條約能夠保護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徑。」剛剛署理總理衙門不到一周,江蘇巡撫薛煥就上奏,英國駐上海領事密迪樂「最為刁詐」,將外來洋輪應交之船鈔(噸稅)和罰款一併扣留,作為對外賠款之用。1861年2月19日(農曆正月初九),奕訢就正式照會英國公使卜魯斯,他聲明,根據1858年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海關稅則》,兩項收入應分別用於燈塔、望樓等近海航行設施以及海關辦公行銷開支,與關稅無關,不得扣留作為賠款。對此毫無準備的卜魯斯不得不親自發電昭示上海領事館照此辦理。在奕訢的示範下,一批敢為人先的洋務派地方督撫也開始傚法:在1862年的一份奏疏中,湖南巡撫毛鴻賓就驚異地發現,「西夷」對於走私貿易的法律管制和懲辦比「天朝」更加嚴厲,他建議所有沿海省份的涉外貿易都應被置於類似的管理之下。1866年,時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曾致信於前往調解潮州外國移民糾紛的郭嵩燾說:「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曲不在彼而在我。」兩年前,丁日昌利用同樣的理由,拒絕了列強數次試圖獲取條約之外權利的請求:包括美國人要求在上海城內購買房地產,英國人試圖在上海和蘇州之間開闢內河航線通航,以及法國人在上海和吳淞之間敷設電纜的建議。

    「對西方國家國際法的陌生,導致清王朝的執政者在初期的對外交涉中犯了許多大錯誤,他們在一些重大利益問題上輕於讓步,而在一些細枝末節問題上拚死相爭。」總理衙門下屬同文館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開始從1862年起,嘗試把惠頓版《萬國公法原理》翻譯成中文。兩年後,當這一譯本剛剛被送到總理衙門,清廷立即就得到了一個檢驗它威力的機會:新任普魯士公使李福斯在大沽口外強行扣押了三艘屬於敵對國丹麥的商船,奕訢依據剛剛獲悉的國際法常識,抗議李福斯在中國領海內做出這種違背國際公法的行為,並拒絕接納其赴任,從而迫使李福斯釋放了扣押船隻,並向清政府支付了1500美元的賠償金。

    當然,另一些情況下,北京和總理衙門則必須向列強提供更多的讓步。按照《北京條約》,雖然鎮江上游的九江和漢口要等太平軍被鎮壓後才能向外國船隻開放,但恭親王為了使歐洲人在內戰時支援清廷,卻奉命於1860年12月將這三個商埠全部開放。1861年1月,在奕訢和文祥的努力下,上諭批准了江蘇巡撫兼代理通商大臣薛煥的建議,讓已在1858年被英國公使卜魯斯提名為海關總稅務司的李泰國正式就任,雖然理論上外國政府不得干預這一人選,而李泰國又在擔任額爾金翻譯時以毫不客氣和噓聲恫嚇著名,但這一任命仍然被總理衙門認為有利。儘管貿易稅的40%將被當做《北京條約》的賠款而被截留,但總理衙門仍然認為,這個新財源將比中國各地關卡的預計收入更大,因為後者「往往以多報少,隱匿侵蝕……無從徹底清查」。自此,海關關稅迅速成為僅次於田賦的主要大宗收入,1861年,海關稅收總數為500萬庫平兩銀,1871就躍升至1007萬兩,幾乎翻了一倍。同治五年賠款付清後,清廷命各海關仍將此「四成洋稅」提出解送至戶部存儲,使得中樞得以重建起自己的基本貨幣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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