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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利工程陰影下的地質隱患和生物滅絶 中國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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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后,紫坪鋪水庫大壩遭受破壞,工人們正在修補大壩的鋼筋混凝土面板上産生的巨大裂縫
汶川地震后,紫坪鋪水庫大壩遭受破壞,工人們正在修補大壩的鋼筋混凝土面板上産生的巨大裂縫

  ◎李繼勇 賀澤勁 李文 楊於澤/文 ◎呂玲瓏 楊勇 范曉 高寶燕 胡冬冬 郭良朔 王小強/攝影

  長江是我國最大的水能資源,其水量和水能資源占世界第三位。幾十年來,除長江幹流上已聳立起的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和三峽工程外,其支流上還有近百座大中型水壩。一座座氣吞山河的大壩,一覽高峽平湖、湖光山色的壯觀,在源源不斷提供綠色能源、防洪抗旱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在悄然改變着自然環境,有着大地難以承載的憂患,長江面臨着嚴重的生態危機……

  2012年6月27日,這一天對位於四川省涼山州寧南縣的白鶴灘水電站而言,是一個黑色的日子。27日20時至28日6時許,當地局部強降雨,引發特大山洪導致泥石流,泥石流沖毀了施工區營地,災難中有40名施工區人員失蹤或死亡。

  拋開人為因素不说,6·27寧南縣泥石流何嘗不是大自然的警示呢?同樣,關於紫坪鋪水庫引發汶川地震的爭議雖暫無確切定論,但也向人類發出警示。它們以一種慘烈的方式,告訴人們地質環境的脆弱,告訴我們承載大壩的條件,遠不如大壩看起來那麼巍然堅固,也令我們不得不思考大壩與地質地貌、與地質災害的關係。

  早在52年前,義大利瓦依昂水庫就曾發生過震驚全球的地質災害。瓦依昂壩位於威尼斯以北100公里處,於1959年竣工,是當時世界上最高(267米)的雙曲薄拱壩。1960年開始蓄水,隨蓄水增加,激發的地震也在增加,1963年9月上旬就記錄地震60次。1963年10月9日2 時38 分(格林威治時間) 大壩上游峽谷區左岸山體發生滑坡,超過2.7億立方米的土石以100公里的時速呼嘯着湧入水庫,溢出了五千萬立方米的水流,溢出大壩的水潮高達250多米,整個時間不超過45秒,下面的人們沒有一絲逃脫的機會。滑坡時發出的巨大轟鳴聲幾十公里以外都能聽見。蘭加隆鎮和附近5個村莊大部分被沖毀,共計死亡1925人。這起重大事件促進了岩石力學和工程地質學進入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嶄新的發展階段,具有強烈的警示性。瓦依昂水庫滑坡是水文地質、工程地質、水利水電等專業的學生在教科書中都要讀到的典型地質災害案例。

  水利工程聳立着人類期望海晏河清並付之於奮鬥的夢想,在化解人與水之間的矛盾,除害興利等方面意義重大,它幫助人類實現對自然界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控制和調配,發揮了顯著的防洪、供水、灌溉、發電、航運等綜合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是,水利工程不同與其他建設工程的是,它更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面廣,對環境的影響很大,對江河、湖泊以及附近地區的自然面貌、生態環境、自然景觀,甚至對區域氣候,都將産生利弊不等的影響。同樣,這也加快了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速度。這猶如一把改造自然的雙刃劍,水利工程,尤其是大壩,一旦聳立起來就成為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又相互影響。

  大壩在消除水害、服務和造福人類的同時,其往往也會帶來更多更複雜的問題和難以估量的負面效應,與之俱來的污染問題、泥沙問題、生態環境影響、地質災害問題等,成為一座座大壩必須解決好的問題。這些問題所能帶來的影響,從大壩規劃設計、施工建設和安全管理等方面,都要考慮、應對充分,要不然,興建大壩的諸多“后遺症”,終將成為懸在人類頭上的利劍。

  金沙江地質條件的難以承受之重

  統率衆川的長江是世界上擁有擬建或在建水壩最多的河流,上游金沙江更是為各路水電開發資金所青睞。金沙江發源於青海省玉樹縣巴塘河口,是西藏和四川的界河,約占長江流域面積的26%,起止點之間的垂直落差達3300米,其水能資源蘊藏量達1.124億千瓦,約占全國的16.7%,是中國乃至世界上著名的水能資源極為富集的河流。

  因此,盡管金沙江的地質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依然是水電開發者眼中的“香餑餑”,“跑馬圈水”不亦樂乎。目前,金沙江全流域共計劃開發27級電站,總裝機規模相當於4座三峽。

  可以預見的將來是,蜿蜒在青藏高原東部縱裂山峽和雲貴高原北部祟山峻嶺中的金沙江,將成為平均不到100公里就有一座梯級水庫的世界超大水庫群,其奔騰不羈的雄姿將成為回憶。在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水資源保護局前局長翁立達看來,當規劃的高庫大壩全部建成,金沙江將變成一個水庫連接一個水庫的平湖,將失去河流的自然屬性。

  籠罩在6·27寧南縣泥石流陰影下的白鶴灘水電站,作為中國第三大水電站、世界第四大水電站,只是金沙江的衆多攔水建壩項目中的一個。2012年6月14日、22日和27日,金沙江中游阿海水電站和下游烏東德、白鶴灘水電站施工區就曾連續發生三起泥石流地質災害。白鶴灘水電站的悲劇,偶然性中隱含着科學規律的必然。

  除了豐富的水資源,金沙江還以複雜的地理環境聞名於世。金沙江地處青藏高原過渡地帶,地質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流域內新構造活動強烈,岩體破碎。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災害頻繁發生,危害巨大。尤其是金沙江下游地區的地質災害隱患比較多。山高谷深對修建大壩固然有利,卻也留下巨大的地質災害的陰影,對事故與風險的防範實屬重中之重。

  楊勇是橫斷山研究會首席科學家、中國治理荒漠化基金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他曾於1988年曆時5個月徒步考察金沙江,以后又長年堅持對該區域進行地質調查,考察地質問題。介紹時,楊勇對金沙江的地質情況了如指掌。“金沙江流域共分佈有地質災害3739處,其中滑坡2032處,崩塌322處,泥石流932處,不穩定斜坡453處,這些地質災害為堵江及堰塞湖創造了有利條件。”楊勇说道。

  “萬丈高樓平地起”,穩定、良好的地質條件是大壩安全的基礎。地質條件脆弱的金沙江對大壩來说是個隱患,而密集開發水電會加劇地質隱患。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時,大興土木會導致當地地質結構的鬆動,埋下水土流失的隱患,很容易誘發泥石流、塌方等次生災害,水庫開發建設對周邊山體切割易導致滑坡等。如,金沙江支流小江流域已經演變成世界上泥石流最泛濫的地區。等大壩建起后,庫區水位的變化,會使庫區周邊山體、護坡土體等地質岩土的含水量隨之變化。根據有效應力原理, 庫區水位上升時,地質岩土體必然發生一些應力變化。而這些變化帶來的情況就是岩體滑落、崩裂、不穩等一系列地質災害,如大壩水庫的蓄水壓力會誘發地震的現象, 破壞水庫岸坡産生塌岸、滑坡和崩塌,水庫滲水會導致周邊地下塌陷以及土壤沼澤化、次生鹽漬化、道路翻漿等地質災害。

  金沙江對楊勇來说,就象父輩,他一年年地看着它變得衰老脆弱,有時難免有無能為力之感。他痛惜的是,相對於二三十年前的自然災害,現在人為地在金沙江製造了更多的創傷,使整個長江陷入危機。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認為“如果現在開發方式不能逆轉,就要制定應對各種災害的預案”。

  楊勇说:“就地質條件而言,金沙江比三峽惡劣許多,加之水庫蓄水,庫岸再造,至少需要十年才能穩定,其地質風險之大顯而易見。《懸在頭上的危險》是楊勇調查金沙江流域梯級水電站潛在地質危險性后,所撰寫報告的題目。他認為“在中國西部這樣的地質災害高發區,一旦發生極端災害事件,由於梯級大壩的上下相連,尤其是高壩、大庫連續分佈,極可能對災害起到放大作用,造成具有連鎖效應的災害鏈,給下游構成嚴重威脅。”所以,他在幾年前曾向有關部門提交考察資料,呼籲重新審視西南水電開發。如今,他提得更多的是如何警惕防範,預防災變。

  我國水利建設的科技水平在修建高壩大庫、大型灌區、整治多沙河流等方面已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但楊勇的擔憂也不無道理,雖然我國大壩建設採用了嚴格的抗震標準,一般來说不會發生垮壩問題,但是由於地質災害産生巨量堵江體,一旦處置失去最佳時機,可能出現洪水翻壩,導致大壩報廢或修復困難。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這句老話,同樣也用來比喻大壩因地質災難出現問題的后果。在楊勇提供的《金沙江水電規劃和地質災害危險江段分佈圖》上,密集的水電站有如一張張多米諾骨牌,令人不禁猜測:若有地質災害導致某處大壩出現問題,會不會産生多米諾骨牌式的災難性后果?

  我們只能祈禱,千萬別有哪張“牌”被大自然推倒,也但願楊勇的憂患只是“盛世危言”——雖然這種憂患是必不可少的。

  紫坪鋪水庫真的誘發了汶川地震嗎

  水庫可能誘發地震是確定的,但多為弱震、微震。汶川大地震是否屬水庫誘發,在學術界仍是充滿爭議的話題。

  在一定的條件下,人類的工程活動可以誘發地震,如修建水庫、城市或油田的抽水或注水,礦山坑道的崩塌,人工爆破或地下核爆炸等。其中,水庫誘發的地震,簡稱水庫地震,它是指,在具備發生地震的地質構造背景條件下,發生了和水庫蓄水活動有關係的地震,即,地震發生的空間、時間、頻度以及震級都受到水庫的影響。

  水庫誘發地震的現象,是隨着人類建造大型水庫和大壩以后逐漸認識的,最早在1931年發現於希臘的馬拉松水庫。但它們大多強度不大,以弱震、微震為主,其中大於6級、為大家所公認的水庫地震只有4例,分別發生在中國、贊比亞、希臘、印度,中國的即為廣東河源的新豐江水庫。

  水庫為何會誘發地震?水庫蓄水后,對庫底斷層附加的重荷壓力,改變了斷層的受力狀況,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另外,水會滲入充填到庫底岩體的裂隙空隙中,會産生附加的孔隙水壓力,水的滲透、浸泡和孔隙水壓力軟化了岩石,對斷層面起到潤滑作用,使岩體更容易破裂、斷裂更容易擴展。有學者認為,這種孔隙水對斷層活動的影響,要大過水本身壓力的影響。

  那麼,是不是说,水壩越高、蓄水量越大,越容易誘發地震?四川地礦局區域地質調查大隊總工程師範曉说,從概率上講有這個規律,但不是完全的正比關係。據不完全統計,世界上壩高超過200米的水庫,誘發地震的比率為34%。在中國,壩高在100米以上,庫容在100億立方米以上的水庫,發震比例為30%左右。

  “30%是在許多庫區監測數據不完善的情況下得出的。”范曉说,自2004年國務院頒佈《地震監測管理條例》以來,壩高100米以上、庫容5億立方米以上,且可能誘發5級以上地震的水庫,都普遍建立了專用的地震監測台網。

  近年來的大量觀測數據表明,這些大型水庫誘發地震的比率為100%,“所以對高壩大庫來说,誘發地震是肯定的,只是誘不誘發破壞性強震或巨震的問題。”

  范曉被人稱作“反壩人士”,近年來他在不同場合強調過水利工程可能引發的地質風險,呼籲人們重新審視國內——尤其是西南地區建設“高壩大庫”的熱情。

  紫坪鋪水庫是否引發了汶川地震,一直是個具有爭議的話題。

  人們反駁“水庫誘發说”的重要論據就是,它不符合水庫地震呈現出的一般規律,比如,震源比一般水庫地震深得多,紫坪鋪水庫並沒有淹沒到發震的斷裂帶上,震型也不典型。

  歷史數據顯示,水庫誘發地震的震源深度一般為1~5公里,最多不超過10公里,而汶川地震的震源,中國地震台網中心(CENG)和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分別公佈為14 公里和19 公里。

  從位置上看,北川-映秀斷裂是這次5·12汶川大地震的發震斷裂,它位於紫坪鋪水庫的庫尾,正常蓄水位877.00米,剛好到該斷裂的地表出露綫與岷江的交匯點,也就是说,水庫的水根本淹不到這個“罪魁”。

  還有個傳播更廣的反駁理由,是地震的序列特徵,公認的4例6級以上水庫地震都是“前震-主震-余震”的震型,而汶川地震沒有明顯的“前震”,几乎是毫無預兆。

  這些反駁從“不符合一般規律”出發,易理解,但也不難駁倒。在2009年第一波爭議高峰過后,2013年,范曉又從新的研究成果中搜集到更多的證據,將上述反對理由一一駁回去。

  震源比一般水庫地震深?2011年一項研究重新確認,汶川地震的初始破裂深度僅在6至9公里左右。水庫的位置影響不到主要斷裂帶?但初始破裂發生的位置的確在通過蓄水區的一條斷裂帶上,而整個龍門山斷裂帶,其實是一個向下交匯於一個平緩斷層面的斷裂系,水庫的水通過地表任何一處裂隙面向下滲透,都會對整個斷裂系産生相互影響。沒有前震?但水庫蓄水后的地震活動的確顯著增強,縣域與水庫的水位變化有不小的相關性。

  當然,這些並不能直接證明汶川地震一定屬水庫地震,但再次將爭議扳回到“不是不可能”的局面——這種扳回並非無可爭議,學術上仍有不少探討空間。不少學者更傾向於既定結論:汶川地震是板塊位於青藏高原北部的松潘-甘孜地塊沿龍門山中央斷裂和前山斷裂向四川盆地強烈推覆逆沖的結果。

  實際上,關於這個話題,證實證僞都很難。范曉也並非對“水庫誘發”说下了定論,在2013年的新修訂文章中,他仍用了“也許真的誘發了汶川大地震”這樣的表述。除了反駁各種“不可能”論調,他還新列出了一些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增強“可能性”、“相關性”的證據,但的確還沒有找到更為直接的證據,將這種可能性坐實。

  范曉的堅持在於,既然專家們公認汶川地震是由時間上有先后、地域不同卻又緊密相連的若幹次破裂事件組成,而那個作為導火索的“初始破裂”,很有可能就是水庫誘發的。而專家們對於紫坪鋪水庫與汶川地震關係的研究還在繼續,不斷公佈的成果就好象一幅正在完成的拼圖,使紫坪鋪水庫與汶川地震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清晰。

  “當人們對汶川地震前區域天然構造應力場並沒有明顯變異而感到迷惑時,當紫坪鋪水庫的蓄水活動及其影響顯現出耐人尋味的特徵時,人們的經驗和傳統認識也就受到了挑戰—巨大地震的初始發震力是否有可能來源於人類活動影響的局部應力場,而不是傳統認為的區域構造應力場?”

  范曉比較認同2011年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的馬文濤等描繪的一幅圖像:紫坪鋪水庫蓄水之后,在一定的水壓和水滲透作用下,先后發生了水磨震群和深溪溝震群,在兩年半的時間內多釋放了200%的能量,並且在汶川地震前呈現出加速釋放的現象,明顯加速了局部應力場改變的步伐。在2008年2月都江堰震群發生后,相當於將頂在龍門山中央斷裂帶南段水磨-廟子坪斷裂下的“塞子”去掉,引發了水磨-廟子坪斷裂的整體逆沖錯動,帶動破裂沿龍門山中央斷裂帶逐步擴展,在區域構造應力場的作用下,汶川8級地震的破裂由西南向東北逐漸由以逆沖斷層為主轉變成以走向滑動斷層為主。

  他覺得,水庫誘發地震的問題,就象地震本身以及其它許多地球科學的問題一樣,是一個極為困難的研究命題,因為人們很難完全模擬地殼內部複雜多變的環境條件,也不可能去進行重現這種環境條件的科學實驗。所以,任何從總體上宣稱已掌握了水庫誘發地震的“基本規律”,從而對水庫誘發地震的命題作出簡單否定或肯定的作法,都是不足取的。

  而紫坪鋪水庫與汶川地震,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案例,給水庫誘發地震的研究領域提出了許多具有巨大挑戰的科學命題:人們通常認為,水庫誘發地震是地震斷裂帶的應力積累已接近臨界點,水庫蓄水活動僅僅起到觸發作用,但紫坪鋪水庫是在應力積累水平比較低的地區,而且並未出現巨大地震應有的前兆,因此,水庫蓄水活動是否有可能對斷層破裂的發展具有主動的推進作用?是否有可能是在岩石中産生新的破裂,而不是在既有斷裂面上因減小摩擦力而觸發地震?在斷裂的應力積累還未達到臨界狀態時,水庫蓄水會使臨界狀態加速或提前到什麼程度?水庫誘發的斷層破裂是否具有不斷加速的鏈式反應?

  從現實意義上講,范曉提出,地震活動帶上高壩大庫所在區域的抗震設防,需要重新審視。國內工程界對水庫誘發地震的關注,多局限於對水利水電工程的影響以及水利水電工程的安全上,但目前抗震烈度的確定和設防依據主要還是已知的天然地震背景,一旦他所述的“可能性”成立,即水庫能夠觸發遠遠超過已知天然地震上限的強震大震,要考慮的就不僅僅是大壩的安全了。

  三峽工程對長江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三峽工程從動工迄今已經過去21年,實現大江截流也快18年了。工程對三峽庫區乃至整個長江流域生物多樣性的中短期影響已經顯現。“區內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速度正在加快。”中科院水生生物學研究所專家曹文宣院士说。

  2009月9月,第十一屆中國科協年會在京召開,年會上有一個熱門話題,即三峽工程究竟是弊大於利還是利大於弊?有人说,三峽工程所提供的能源相當於每年5000萬噸煤炭,反過來中國少燒了5000萬噸煤,因此利大於弊。但曹文宣表示:“三峽工程對人來说是利大於弊,對魚來说則是弊大於利。”

  白鰭豚,一種被稱為“水中大熊貓”的長江獨有哺乳動物,2006年被科學家宣佈“功能性滅絶”。而2012年中科院組織的一次科考宣佈,長江中另一種珍貴豚類——長江江豚,也只剩下約1040頭。

  位於武漢的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是中國研究水生生物的重鎮。所裏的豚類研究員王丁斷言:“江豚正在走白鰭豚的老路,要不了二十年,白鰭豚的今天,就是江豚的明天。”

  2012年11月11日,一支由農業部牽頭,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會和武漢白鰭豚保護基金會共同組織的長江淡水豚考察隊從武漢起航,沿武漢-宜昌-武漢-上海-武漢的路線在長江中下游幹流探尋長江江豚的蹤跡。此次科考隊總共目視發現江豚380頭次,聲學考察發現172頭次,與2006年考察相比,江豚種群數量減少一半。

  江豚快速減少,緣於長江水系繁忙的航運、濫捕濫撈使江豚食物匱乏等。曹文宣院士也是上世紀80年代三峽工程環境影響評價水生生物課題負責人,他在採訪中说道:“白鰭豚的“功能性滅絶”以及江豚瀕危都與長江水系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有關,而這種破壞又與葛洲壩、三峽大壩以及后期陸續建設的水利工程有關。

  近年來,鄱陽湖露底,洞庭湖、洪湖也年年露底,而且整個洞庭湖水系几乎斷流。甚至長江幹流本身在武漢段也出現露底現象,而鄱陽湖、洞庭湖正是很多動植物包括江豚的家。沒有水,也就無魚或少魚,江豚沒了“糧食”,又該如何生存? 

  長江幹流上也有550頭江豚,但整個環境也今非昔比,早已不是江豚“記憶中的家”了。曹文宣課題組的專家分析:“上游的水利工程對於長江中下游的河道、河勢影響深遠。上游大型水庫建成后,長江泥沙量減少,清水下泄使長江河床被不斷刷深。”結果長江幹流的邊灘、洄水減少,江豚失去了棲息與覓食之所。

  在長江中游,大量江灘裸露,被沿岸居民種上了蔬菜。武漢本來位於長江江心的白沙洲,今冬几乎與長江北岸連成一體。長江河道變窄,這意味着江豚與各種船舶被擠在一起,江豚受到螺旋槳傷害的機率也相應增加。

  除了豚類,水利工程也使長江魚類面臨嚴重危機。1994年,三峽工程開始大江截流,曹文宣的課題組開始負責對相關影響進行跟蹤監測與評估,18年不輟。  

  長江水系現有魚類400多種,淡水魚類有350種,其中特有種類就有156種之多。隨着三峽工程的興建以及其他人類活動的增加,不但天然捕撈産量急劇下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速度也在加快。

  2013年秋冬季節,葛洲壩下産卵場未監測到中華鱘産卵,引起國內輿論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組織的高度關注,引發很多人對中華鱘是否會滅絶的擔憂,併進一步引發人們對長江上游水電工程的質疑。

  根據長期的監測評估,據曹文宣稱:“長江魚類的確危機四伏。鰣魚、刀魚、河豚是著名的“長江三鮮”,其中鰣魚已經絶跡,刀魚瀕臨滅絶,野生的河豚也已經不見蹤跡。白鱘自2003年以后再也沒看見過了。像鯮魚,可以長到100多斤,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很少見到了。本來要長幾十斤重的草魚,現在長到幾兩重就被捕上來賣了。”

  長江魚類的危機,跟人類活動有關,而三峽工程的興建加速並加深了這一危機。曹文宣分析,三峽大壩建成后,長江流速變緩,河水變深,光照不足、泥沙沉積致使大量底棲生物不能生長,也就不能為魚類提供足夠的食物,對長江上游120多種底棲生物、流水魚類産生了很大影響。

  魚類資源有兩個方面的屬性,一個是物種,一個是漁業,水利工程對長江魚類的物種資源屬性造成了巨大影響。“長江上游一直在進行梯級開發,河水由激流變成緩流,改變水流的流速、流態等水文特徵的同時,也改變了徑流的時空分佈格局,影響了該流域特有魚類的生存。”曹文宣说道。

  比如圓口銅魚、岩原鯉等長江特有魚類,它們很難在靜水裏生存,三峽大壩建成后使它們受到嚴峻挑戰。

  由於三峽大壩的攔蓄作用,長江自然漲水過程消失,以四大家魚(青魚、草魚、鰱魚、鱅魚)為主的長江魚類産卵受到影響。曹文宣在1989年寫三峽水利工程環境影響報告書時就曾預測:三峽水庫建成后,四大家魚的繁殖期將會延后。如今的情況的確如此,它們的産卵時間延后,導致水中浮游生物以及水草等魚類餌料都發生變化,這對四大家魚物種的延續又是極為不利的。

  曹文宣在採訪中表示:水利工程是保護長江生物多樣性面臨的最大危機,如果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岷江等流域少建一些大壩,在不建壩江段的河流及其支流設立保護區、建立長期的生物監測站,就可以對很多魚類及其他物種起到保護作用,避免因水利工程而造成的物種喪失。

  “但目前現實的情況是水電站一哄而上,很多在建的水電站並未列入長江流域的水電規劃中,如金沙江中游在建的金沙、銀江水電站,而該水電站很可能使圓口銅魚的最后一塊棲息繁殖地消失殆盡。”曹文宣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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