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人

　　胡適與魯迅的另類解讀

　　1929年春天，在新月社同人創辦的《新月》雜誌第二卷第二號上，發表了胡適的《人權與約法》一文，這是胡適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最為輝煌的一次發言。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月派舉起了反國民黨訓政的義旗，雜誌也由文學開始轉向政論，相繼刊出了胡適的《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羅隆基的《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等重量級文章，批判國民黨政治。這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當政的國民黨的一次正面交鋒。這次交鋒的代價當然是《新月》停刊。胡適將這些與現行體制抗爭的文章輯為《人權論集》並為之作序，以他一生少有的語氣坦然爭辯道：“上帝我們尚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此前兩年，國民黨北伐成功，隨後“東北易幟”，中國完成了形式上的國家統一。國民黨按照孫中山1906年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的“革命程序論”，開始了訓政時期。然而，訓政才幾個月，胡適即領導了反訓政的“人權運動”。運動的最後，胡適受到了國民黨大員胡漢民等的威嚇和打壓，胡漢民這位“本家”甚至嚴厲聲稱誓不與胡適“共中國”，可見這次運動在國民黨上層激起的反響。

　　胡適對國民黨的“人權批判”顯然也受到了同在上海的魯迅的關注，不過，即使面對同樣的對手，魯迅也是不屑於站向《新月》這一營壘的。果然，這一年秋天，《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一文就作出來了。在魯迅看來，胡適等人所為，不過是“揮淚以維持治安”，“劊子手和皂隸既然做了這樣維持治安的任務，在社會上自然要得到幾分的敬畏，甚至於還不妨隨意說幾句話，在小百姓面前顯顯威風，只要不妨礙治安，長官向來也就裝作不知道了。”魯迅以一貫的語帶譏諷，將胡適一班人馬判定為“劊子手和皂隸”，毫不客氣地擲以鋒利的投槍，這的確為今日的讀者所困惑不解。

　　胡適與魯迅曾經同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和旗手。1929年，他們又同在上海一地(實際並無來往)，面對著同一個強大的對手國民黨，而這次的道義顯然又在胡適一邊，何以魯迅作如是觀？邵建先生自有獨到的分析：“對於胡適倡導的『人權』、『憲政』、『法治』等，魯迅實在是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魯迅從根底來說就缺乏這方面的知識資源和興趣。”胡適的英美背景與魯迅的蘇俄背景，決定了兩人在政治與文化活動中的嚴重分野。現在看來，胡適留給我們的最大遺產是在制度努力方面，而魯迅在國民性批判方面居功甚偉。但，“社會既要批判型知識分子，同時也要介入體制的建構型知識分子”(邵建)，所以，他們兩人實在應是一個互補而非對抗的關係。然而，說到底，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是一個“文化偏至”的世紀。胡適關於民主制度的訴求，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胡適最後被徹底邊緣化，也勢所必然。

　　21世紀的今天，正如作者所言：胡適在人類發展的大方向上的把握，對我們更具針對性和啟發性。胡適的遠見卓識，在這個時代越來越顯明而且越發意義重大。本書正是順應了歷史的潮流而試圖撥正、發明胡魯的關係。在這個層面上持論，本書難免是一本批判魯迅的著作——半個多世紀以來，從學理上對魯迅的遺產進行批判的著作並不多見，而具有現實意義的魯迅批判更是鮮見。作者對於20世紀中國兩名最大知識分子的論述，目的正在於21世紀的文化重構以及有益於民主的政治制度建設。著者的良苦用心，於此可見。

　　《視界無疆》

　　本書是作者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期間的見聞。在一次小範圍演講中，MIT在讀博士生格羅斯尼認為中國的國家戰略，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經歷了一個轉變的過程：崛起初期，中國面對外界有關中國的發展是對國際社會的威脅的指責時，總是予以駁斥，反擊對方為“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脅”，於是世界上形成了一個希望抑制中國發展的戰略同盟。中國的決策者很快調整思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通過雙邊行動為泰國、韓國、馬來西亞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幫助這些國家度過金融危機，在東南亞國家中確立了自己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這樣，中國變被動為主動，為自己的崛起營造了有利的環境。

　　《美國音樂札記》

　　1933到1944年間，她錄製了超過200張唱片，但是沒拿到一分錢版稅，當她於1959年7月17日病逝時，她的銀行賬戶上沒留下一分錢——這是布魯斯女王比莉·霍莉黛；種族歧視大行其道時，查爾斯·明格斯說，“現在讓一個男人或是女人去愛別人是越來越難了。人們正變得如此分裂，原因之一是越來越少的人還在真正努力尋找自己到底是誰。”本書輕鬆地遊走於爵士樂、布魯斯音樂、鄉村音樂和福音音樂之間，向樂迷展示了偉大的美國音樂家不為人知的故事。

　　《誰隱居在茂德公草堂》

　　並非所有人都安於喧囂的城市生活，總有人想要慢下來，總有人想要找到屬於自己的寧靜。小隱隱於山，大隱隱於市。廣州郊外的茂德公草堂，可謂“中隱”的上上之選。胡因夢在這裡住過幾個晚上，她的評價是：“這裡的氣場很安靜，沒有雜質，真的很棒。”難得的是堂主在經商之餘，還有這份閒情，將傳統草堂建成了後現代隱居者的上好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