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安庫雷

　　本刊記者 彭 蘇 發自北京

　　全國兩會期間，60歲的北京市市長郭金龍表現得相當低調。“我們堵過(他)好多次，什麼都不說。”一位駐北京團的記者說。

　　這和去年形成了反差，據媒體描述，當時還是安徽省委書記的郭金龍“願意在走往餐廳的途中與記者們隨意交談，有問必答”。

　　回首郭金龍從政的履歷，從縣到市，由市入省，省區互換，終抵首都，這段歷程中，“果斷”與“經濟”，是兩個核心字眼。

　　成長在四川

　　郭金龍是南京人，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出生在魚米之鄉江蘇，成長在天府之國四川”。1969年從南京大學畢業後，郭金龍被分配到四川忠縣(現屬重慶)，在“那個小山溝”(郭的大學輔導員語)里一幹便是16年。

　　1970年，在忠縣水電局，大學生郭金龍和其他人一樣，穿著背心爬電線桿，拉電線。

　　1973年，由于曾任南大排球隊主力隊員，郭金龍被調到體委做教練。在那里，他看中了一位名叫周建安的孩子，並堅持推薦身體條件並不出眾的周進專業隊。20多年後，周建安成了中國男排的主力二傳，現在，他是中國男排的主教練。

　　也是在那時，愛好體育的郭金龍開始在忠縣承擔一些單項比賽和運動會的組織工作，比如籃球、圍棋等等。那時的他，或許不會想到，30多年以後，自己會成為奧運會組織委員會的執行主席。

　　在縣委宣傳部任職一年後，1980年，郭金龍成為忠縣文教局的副局長，“這就算‘提幹’了。”當時的忠縣縣長黃登銀回憶。這期間，他推行教改，摘掉了當地特有的“帽子班”(小學設初中班，初中設高中班)，大幅提高了忠縣的高考升學率。

　　1981年，黃登銀開始擔任縣委書記，而隨著文化局與教育局的“分家”，郭金龍也成為文化局局長。《京華時報》曾記述這期間的一件事情：

　　文教局分家後，文化局用分得的兩萬元公款蓋了棟五層小樓，一樓作為辦公室，其他四層作為職工宿舍，共八套新房。在分給文化局同事一人一套後，局長郭金龍自己沒要，把最後一套房子留給了一名即將分配來的打字員，他自己則和妻子繼續住筒子樓，在走廊里做飯。

　　小樓蓋好後，還剩下一些木料，文化局的同事希望做一些家具分給個人，郭同意後強調，木料屬于國家財產，每個人必須交錢入公賬才能分到家具。

　　時任縣委書記的黃登銀考察郭金龍時，認為他“思想素質好，綜合素質強”，黃前後曾與好幾位縣長共事，他覺得還是郭“最得力”。

　　“(碰到問題)我們是黨委集體決策，由縣長出面。他特別擅長平衡和調節工作，好多矛盾他一出面就解決了。”黃登銀說。

　　黃登銀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春節前，忠縣全縣停電，他打電話給郭金龍，讓他組織水電局同志搶修，“當時沒叫他直接去的”，結果郭金龍直奔電站，現場指揮，終于在大年三十讓縣城恢複供電。因為擔心再出問題，郭隨後又在電站守到了大年初一。

　　1985年，忠縣成為四川第三批體改試驗縣，郭金龍專門寫信給萬州地區行署報告改革情況，並在縣長會上闡述改革思路。“當時四川省農研室主任李步雲也參加了這個會，對他很欣賞，還把他的信轉給了到會的各個縣長。”

　　很快，郭金龍調入省城，成為省委農研室副主任。黃登銀回憶，當時是省委書記楊汝岱親自打電話來萬州要人。

　　對于李步雲這位識才的“伯樂”，原中央農研室的一位研究員評價，“李的政策水平很高，講話不做任何加工，本身就是一次簡報。”

　　這位研究員由此說，“我相信，在這樣一個研究室里，郭的政策水平也會比較高，同時也會了解實際。因為農研室下到各縣均有觀察點，它是‘有腿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