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務委員會主席胡應洲

　　美國的醫療投入有20%用在病人最後3個星期的生命中，這不合經濟和倫理，很多錢都應該花在疾病的預防和控制上

　　父親是早年香港“的士大王”胡忠，哥哥是香港富豪、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特殊的家世背景常使人對胡應洲選擇從醫感到好奇。

　　75歲的胡應洲在上海接受《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專訪時說，是童年的經歷影響了他一生的方向。1933年出生於香港的胡應洲幼時經歷了太平洋戰爭，曾因為日軍侵略而在老家花都的小山村躲藏了好幾個月。在廣東各地顛沛流離的歲月讓他親眼目睹了當時國家的貧窮、人民的困苦。

　　“追求真善美，確立信愛望”---在就讀的教會學校，這樣的教導讓少年胡應洲記憶深刻。此後，他致力於醫學研究和教育，他的兩個兒子和兒媳也都是醫學碩士、博士。

　　作為國際知名的醫學專家，胡應洲還熱心推進中國醫學的發展，曾資助中國醫科學者到香港大學及美國的醫學院深造，受益者已有150人。參與資助計劃的許多學者後來成為了學科帶頭人，或擔任重要領導崗位，其中包括現任衛生部部長陳竺。

　　好醫生對病人有憐憫之心

　　《瞭望東方週刊》：你資助的許多人都成為中國醫學界的領頭人。你對醫學人才的判斷和挑選有什麼特別的標準嗎？

　　胡應洲：挑選醫學生，最重要的是人格，看是否有為人服務的精神和熱忱。好的醫生對病人有憐憫之心，對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我見過許多優秀的人才，但如果人格有缺陷，就不會對社會有很大貢獻。

　　我通常不問學術問題，而是通過各種機會來瞭解候選人的生活態度。有一次，我用自己曾經犯過很多醫學失誤作為問題的開頭，詢問某個候選人的一次醫學失誤。他回答，在他的外科醫生生涯中，沒有過任何失誤。當然，他後來沒有入選。

　　並且，我確定人選的時候注意選擇那些在國內已經有一定事業基礎的學者，而不是年輕的畢業生，否則他們就可能一去杳如黃鶴。

　　我是1993年前後認識陳竺的，當時他是王振義教授的助手。我很欣賞他，他做事很認真，也很有創意，而且不高傲，實事求是。

　　《瞭望東方週刊》：耗費重金將這麼多人送去美國深造，你認為美國的醫學教育有何可資借鑒之處？

　　胡應洲：首先，美國醫學教育區別於中國，美國的高中生在進入醫科學習前須取得大學本科學位。醫學預科課程的側重點因人而異，學科範圍從生物、其他科學領域到芭蕾舞、歷史或音樂不一而足。

　　在美國，所有醫學預科生都必須完成一年的生命科學，一年的物理，一年的化學概論，一年的有機化學和一年的數學及英語。其他課程依據學生的專業要求完成。在大三，學生要求參加醫學能力測試然後申請讀醫科學校。公立學校的醫科錄取率比著名的私立大學(如哈佛、哥倫比亞、耶魯、約翰斯·霍普金斯)都要高得多。2007年，哥倫比亞大學有6000名學生申請150個醫科學位。通常情況下，醫學院很少接收外國學生。

　　美國的醫學院要求進行4年的醫學核心課程學習。近年來，為了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對患者的關切，醫學院的學生很早就在練習中增加了與患者的溝通。

　　希望促進教育部和衛生部的合作

　　《瞭望東方週刊》：兩相比較，中國的醫學教育有何不足？

　　胡應洲：主要有三方面的問題。首先，醫學教育應該標準化、流水線化。中國培養一名醫學學生到底需要幾年？中國的醫學教育大部分是在高中畢業後開設5年的課程。然而最近幾年，許多醫學院將學制改成了6年、7年甚至8年。而原本中國僅有一所8年制醫學院，也就是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於1917年創辦、以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為榜樣的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教育部的官員告訴我，目前中國每年會有720名8年制的醫師從12所醫學院畢業。

　　其次，由於沒有標準化的教育，醫學院錄取很多學生，但出來後卻沒有足夠的醫院接收，畢業生很多沒出路，不能成為醫生，而是去做醫藥代表。這是更大的危險，一定要對這個問題引起重視。

　　第三，醫科學生畢業後臨床經驗參差不齊。其實醫學後期教育可以分為兩種學位，一種是學術學位，另一種是臨床學位。

　　《瞭望東方週刊》：“標準化”的標準應如何制定？

　　胡應洲：就中國實行的合格標準我沒有做過仔細徹底的研究，只是在此發表淺見。然而我有在美國、英格蘭學習和在香港的醫學院教學的經歷。以上三地在專業訓練方面都有既定明確的標準。

　　中國是否引進美國醫學院的教育模式還有待商榷。我真誠地希望教育部深入監管醫學學位的授予情況，衛生部有效地利用醫療服務的資源以使中國醫學院的課程體制更為現代化，時間安排更合理。

　　中國醫學教育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應當建立一個有統一標準的臨床醫學教學體系，這樣醫學研究生才能獲得合適的研究性訓練。

　　實習醫生應該通過嚴格的測試，以獲得能夠證明其能力的證書或學位，這樣公眾就能夠放心讓實習醫生醫治，也可以使他們的醫療服務得到恰當報酬。就我所知，規範化的醫學畢業生能力測試項目還沒有在全國實行開來。

　　關於醫學教育，特別是研究生階段存在的問題，陳竺部長非常關心。我希望促進教育部和衛生部的合作。最近，我也和教育部負責醫學教育的官員有過交流，他們告訴我教育部已經意識到一些問題的存在。兩個部的官員已經組織發起了共同探討提高醫學研究生教育的會議。

　　很多錢應該花在疾病的預防和控制上

　　《瞭望東方週刊》：你如何看待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胡應洲：“看病難看病貴”是世界性問題，需要通過資源合理分配來解決這個問題。中國不需要效仿美國的醫療制度。在美國，醫療保健佔了約15%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中國，我相信這個數字只有3%至4% 。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其次，中國需要進一步研究制定合理的醫療報賬及激勵制度，以形成一種良好的經濟模式，鼓勵醫院和醫務人員懂得節約，以及如何運用最有效而非最貴、最新的治療方法。

　　第三，中國從農業經濟到城市經濟的過渡中，遭遇了很多問題。這兩個階段的發展，需要有不同的做法。一勞永逸消除大眾詬病的方法根本不存在。對於醫療來說，公平的財務和分配是一項非常先進的科學，並且國家與國家之間各不相同。我建議，邀請國內外專家以及相關公民和政府官員探討這些問題。

　　《瞭望東方週刊》：新醫改方案即將亮相，你認為中國的醫療領域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胡應洲：全國最重要的是農村，應該推動農村醫療，而農村醫療最缺少的是全科醫生。中國醫生特別專科，最重要的是普通內科。

　　另外，醫療預防體系非常重要。美國的醫療投入有20%用在病人最後3個星期的生命裡，這不合經濟和倫理，很多錢都應該花在疾病的預防和控制上。

　　預防包括三方面。一個是禁煙。美國已經推行禁煙運動40年，取得很大效果。減少抽煙可以大大減少心臟病、肺癌、慢性支氣管炎等疾病的患病幾率。美國疾病預防中心公佈的一項資料顯示，美國成人吸煙的比例從1993年的25%降到了2004年的20.9%。我也曾向陳竺部長提議，要求在中國推行禁煙運動。第二是預防肥胖。另外，注射疫苗也是重要的疾病預防措施。

　　《瞭望東方週刊》：你對新醫改方案有何意見和建議？

　　胡應洲：我跟陳竺部長談過關於醫改的問題。他和部門同仁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因此也承受著巨大壓力。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真困難。

　　《瞭望東方週刊》：“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具體指的是什麼？

　　胡應洲：相較於其他國家，中國衛生部能運用的資金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要大大小於平均水平。英國全國醫療投入佔了GDP的大約6%~7%。資金不足是衛生部面臨的很大問題，要用如此有限的資源來推動醫改，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陳竺部長和我談過關於發展兩個體系。一個是農村地區衛生監測站推廣計劃，以幫助困難病例，應用現代技術。這是跳躍式的革新進程，就像手機在中國廣泛使用並不需要等到地面信息線路發展完備。另一個是發展城市醫療體系，政府應向公眾提供最低限度的災難性保險，僱主和市民也需要購買不同領域的保險。

　　我相信他們最終會找到一個方法。當然，整個世界都在為醫療問題尋找答案，不僅是中國。(本刊記者姜志鵬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