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家環境保護部預測預警處處長馮曉波

　　2005年以後，一邊不斷發生重大環境危機事件，一邊是國家逐漸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北京奧運會的環境安全狀況就是這樣一個博弈的結果

　　距離北京奧運會還有不到4個月時間，國家環境保護部發動了新一輪環境執法整治行動。

　　4月15日，三個督察組從北京出發前往天津、河北、山西、山東、安徽等地，重點落實與奧運環境有關的空氣質量問題。一周後，又有一批督察人員分赴各地，開展全國範圍的環境“後督察”工作。

　　一切都是為了北京奧運期間的環境安全。

　　盤點奧運前的中國環境狀況，希望與挑戰並存。在2006年節能減排目標未能實現的情況下，2007年環保博弈白熱化，最終通過“區域限批”、“流域限批”等手段，當年污染排放物首次下降。

　　同樣在2007年，從2005年起連續發生的環境危機事件再次見於公眾視野，全國各地河流湖泊頻頻出現的藍藻觸目驚心。

　　如何保證北京奧運期間的環境安全，特別是避免重大環境事件的發生，成為剛剛成立的國家環境保護部的首要工作。預防和預測在這時顯得更為重要。

　　4月15日，2008中國突發公共事件防範與快速處置研討會現場，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國家環境保護部環境監察局預測預警處處長馮曉波講到了在北京水源地設置的一系列污染防治措施，包括如何防禦像吉林石化爆炸那樣的重大污染事件。

　　作為責任部門的負責人，馮曉波幾年來一直奔波於各種環境督察行動的第一線。在此前擔任監察局城市與工業污染應急監察處處長等職務時，他還直接參與了吉林石化爆炸、徐水鉛污染、沭陽水污染等環境事件的調查與應急處理工作。

　　與國家環境保護部的許多工作人員一樣，馮曉波以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等待著2008北京奧運會的到來。

　　如果官廳水庫上游發生重大污染

　　《瞭望東方週刊》：臨近北京奧運，防範環境危機事件有哪些新動向？

　　馮曉波：奧運會是我們今年的重點工作。奧運的環境安全不僅是指北京的安全，也包括其他奧運城市和全國其他地方的環境安全。大氣治理，北京的奧運空氣質量可以說是重中之重，國內國際對這個問題都很關注。我們剛剛有三個督察組分別到北京周邊的省市，督促落實環境空氣質量工作，比如油氣治理、粉塵治理等等。還有一些企業，該關停的就關停。後面我們還要組織一個很大的督察組，奔赴各地，進行環境安全隱患的“後督察”。

　　建立“後督察”機制是胡錦濤總書記給我們提出來的：就是前面檢查發現問題後，進行連續督察，督促整改到位，簡稱為“後督察”機制。比如說我們在晉陝蒙“黑三角”這些地區都是兩三年連續督察，就要把地方政府和監管企業的責任落實、措施落實。

　　《瞭望東方週刊》：就北京而言，環境安全還有哪些重點？

　　馮曉波：比較重要的是水污染問題，就是確保北京這“兩盆水”---密雲水庫和官廳水庫的安全。環保部目前和山西、河北、北京建立了一個應急協調機制，包括預警、預測、聯動，搞聯合監測、聯合防控、上下游通報。現在擬了一個初稿，在幾個地區徵求意見。5月初我們要開一個聯合工作會把這個協議定下來，由幾個地方政府全權實施。

　　目前從我的辦公室可以直接看到各個監測站的即時數據，這些自動監測站設置在重要河流的交匯處，包括官廳水庫、水庫上游，河北、張家口、山西的情況都能看到。如果出現問題，1小時可以上報國務院應急辦，到達國務院領導那裡。

　　可以和這個“1小時”進行對比的是，按照水庫的上游洋河、桑干河流量來講，1小時水流只能走兩三公里。比如說山西境內發生了污染事故，到達河北境內一般需要兩天，而從河北進入官廳水庫又要200多公里，就是5天左右的時間。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時間派出人員、專家、工作組，完全能夠控制。

　　《瞭望東方週刊》：假設一個比較嚴重的情況：官廳水庫的上游發生了吉化爆炸那樣的事件，怎麼辦？

　　馮曉波：松花江事故以後，環保、安監部門都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現在每一個化工企業、重點污染企業都建立了事故應急池、雨水回收處理器，先期處置是由企業負責的，把污水處理到應急池中。這樣一般污染都能夠控制。如果還無法控制流進河裡，還可以在它的下游進行封堵，現在也已經建立了這種機制。比如在每條支流都安排了一個進行封堵的地方，地點都選好了，車輛、各種物資也都已經在那裡準備好了，隨時可以進行封堵。

　　其實這幾年重大事件已經越來越少，2007年只發生了9起，其中很多都是交通事故引發的。比如說一輛車裝載的化學品、油品翻到河裡。重大污染事件是說縣級以上水源地停水，實際上很多污染達不到這個程度，但是為了保證居民飲用水安全，就先期停止取水。我們和清華大學對100多種危險物質進行過實驗，都能處理。這裡包括幾倍污染的情況，最後通過各種手段全部處理了。

　　過去我們說社會主義國家不會有污染

　　《瞭望東方週刊》：2007年開始，很多學者和官員都提出，我們國家的環境走到一個拐點，環保形勢不像以前那麼嚴峻了。

　　馮曉波：各家有各家的說法。但從現在面臨的環境危機、環境安全的隱患來講形勢還是比較嚴峻的。比如去年爆發的藍藻危機，並不是簡單的環境污染問題，它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當然各部門在相互配合、信息通報方面也有欠缺的地方。比如說水量少了該不該調水？水量少，比如每秒小於500立方的時候，藻類生長可能會加快。氣溫提高也對藻類生長有一定作用，一般在5攝氏度到35攝氏度之間繁殖是比較快的。光照、污染物也都有關係，這是一個綜合的問題。我們不把藍藻叫做污染事件，而是叫做藍藻危機。對我們來講這是一個警示，是一種危機。

　　生活飲用水長期污染積累就可能引發一個危機，我們國家的其他流域，比如像松花江流域屬於中度污染，淮河流域屬於重度污染，稍微有點外界因素就可能引發事故。

　　如果講到拐點，現在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污染物排放量開始下降。這個情況去年已經出現了，兩年來實施節能減排起到了一定效果。今年也是重要的一年，要把這個勢頭保持下去任務很艱巨。

　　《瞭望東方週刊》：與環境危機事件並生，去年廈門PX項目、山東乳山核電這種特大型項目蘊含的環境危機引起了社會輿論的特別關注，你如何評價這些事情？

　　馮曉波：從這些事情可以反映出，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度在提高，他們關注自己的生活質量。至於項目是不是可行有專家論證，要做環境評價，還要向公眾公示。對於許多群眾提出的出現事故的概率問題，其實是包括在環境評價當中的，是環境安全的一種考慮。概率低，環評的門檻就高，如果事故概率很高肯定不會批。

　　《瞭望東方週刊》：但是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大家都希望這個概率是零。

　　馮曉波：讓老百姓接受這些項目，就要進行宣傳和解釋：這個項目會帶來哪些有害物質，最大的污染是什麼，可能會給當地經濟社會帶來哪些效益。空氣污染、水質污染，這些目前在老百姓看來如同洪水猛獸，我們現在接到的環境投訴在以每年30%的速度遞增，僅我們這個部門一年接到的舉報投訴電話就有2500多起。

　　很多群體事件像甘肅徽縣鉛中毒事件一樣是一種長期積累，其實現在事故性排放的幾率已經很小了，污染主要通過煙、粉塵進行積累。甘肅這個事件就是這樣，導致很多兒童鉛中毒，它這個企業已經運轉一二十年了。過去我們也認識不到這些問題，科技發展還沒有達到這個程度。其實1972年環境大會時中國就成立了環境機構，但當時還是“文革”時期，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會有環境污染。現在我們通過與國際接軌、通過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認識問題然後著手去解決它。

　　各地政府都簽了減排責任狀

　　《瞭望東方週刊》：公眾關心的另一方面的問題是，環境事件會不會及時披露？

　　馮曉波：從中央到地方已經建立了相應的制度，雖然執行方面還不是很到位，但正在慢慢好轉。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觀念在改變，暗箱操作的理念已經被唾棄。應該說真正讓每個信息、每起事故都很透明的地方還不多，但是政府都能用信息發佈影響公眾。信息發佈不僅是媒體發佈，比如說一條河受到污染後，可以設置標誌牌通知沿河老百姓禁止飲用河水、禁止吃河裡的魚，這些都是信息發佈，就是方式不一樣、渠道也不一樣。

　　《瞭望東方週刊》：過去幾年，地方利益集團，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都被認為制約著環境執法。

　　馮曉波：地方官員的觀念都在轉變，又好又快地發展，不要形成污染，這已經在地方官員中間形成了一種主流觀念。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市長上任後都提出要控制住GDP，不要GDP過快增長，這已經成為一種時尚觀念了。當然羅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特別是西部欠發達地區，發展還是主要的，環保對於發展來講是一種保駕護航的作用，我們要又好又快的科學發展。

　　《瞭望東方週刊》：說到西部地區，從去年開始廣東、福建這些沿海省份啟動產業升級，紡織廠、印染廠都可能大量內遷，這會不會把污染源帶到西部？

　　馮曉波：每個地方都有環境容量，比如空氣中可以排入多少二氧化硫，這是經過科學計算的。空氣質量、水質這些都有區域功能規劃標準，有容量就可以在這個地區發展一些企業。如果沒有就要關閉。沿海地區的企業遷到西部內陸地區，比如到重慶，重慶必須要做環境影響評價，認為自己還有容量才可以遷移。

　　現在各地都在做這個事情，減排主要是兩項約束性指標，一個是二氧化硫排放總量，一個是化學需氧量，兩項硬性指標要下降10%，這是各地政府簽了責任狀、必須完成的，完不成任務要向國務院做檢查。這些對地方政府的約束是很明顯的。如果引進一個污染比較重的項目，地方必須要考慮自己的容量夠不夠，引進以後能不能完成這個減排指標，超過1%也不行，地方發展必須要有統籌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