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干預往往不再是硬性的對抗，而是軟性的說情、公關。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就曾公開指出，「很多時候，只要當事人一提出打官司，有的行政機關上下左右都跑來給法院做工作，希望不要受理。」他說，「被告不花氣力證明自己的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而把工作重心放在不讓法院受理案件上。」

　　　　溫州的情形與此不同。張紅戈說，溫州行政機關之所以經常遭遇敗訴，並不是說他們的執法水平比外地差，更主要的是溫州的司法環境比較健康。「我們到省裡開會，省法制辦的領導問其他地區的人，為什麼你們撤銷率這麼低，溫州這麼高。他們就說，我們還沒送到市長那裡公關的就來了。」

　　　　「我在法制辦工作十幾年，還沒有一次市長說這個案件有人來公關了，你們就不要撤銷了。」她說。

　　　　張毅是溫州市中院行政庭庭長，他告訴《瞭望東方週刊》記者：「部門找上門來也是常有的事。他們來反映情況我們很歡迎，審判人員在程序上是內行的，但在各個行政機關的專業問題上是外行，他們才是專家，聽聽他們的意見，才能兼聽則明。」當然，張毅說，「我們要求他們到辦公室裡來談，不要到別的地方去。」

　　　　對於上級的壓力，張毅說「不會很大」，「對於一些敏感的案件，有時候會通過黨委這條線，說這個案件如果撤銷了會影響到市裡中心工作之類，不會要求我們怎麼做。」

　　　　「都這個年代了，如果還有領導對司法行為發號施令，明明一個違法的行政行為，他一定要求不撤銷，拍胸脯說由他負責，那是不識時務。」溫州市法制辦主任王靖高對本刊記者說。

　　　　王靖高，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在學校裡就關注行政訴訟。到溫州就業後，他擔任過法院行政庭庭長、環保局局長、某大型工程總指揮，如今又到政府系統。「可以說從外看裡、從裡看外、從下看上、從上看下都經歷了。」他說，總結一點，「溫州的官本位意識比較淡化，沒有誰把自己當作官老爺。」

　　　　這正是溫州司法審判比較獨立的重要原因。

　　　　市場發育比較早的地方，政府的平等意識也會更強

　　　　與官本位淡化相輔相成的是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溫州經濟的奇跡就是民營經濟的奇跡。「市場經濟就是平等交換。市場發育比較早的地方，政府的平等意識也會更強。」王靖高說。

　　　　「市場經濟的基本條件就是：個人、自由、平等和規則，市場經濟越深入這幾種意識越深化。」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錦光對《瞭望東方週刊》記者說。

　　　　「政府的權力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是不一樣的，所謂政府職能轉變就是說，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是直接干預經濟，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是用法律的手段宏觀管理經濟社會。」

　　　　胡錦光說，溫州市場經濟的發達使得當地公民具有很強的權利意識以及通過法律規則來保護自己的意識，而地方法院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依法辦案的意識可能也比較強。

　　　　溫州人「民告官」高漲的熱度之下，是市場經濟這塊肥沃厚實的土壤。

　　　　本刊記者問我國首例民告官案件當事人---被告蒼南縣長黃德余，「第一例民告官發生在溫州是偶然還是必然」，他回答說：「這有其必然性。溫州地少人多，為謀生路逼著往外走，溫州人的思路一向活躍、超前。」

　　　　「改革開放以前，溫州人連殺頭的生意都敢做。開放後，思想大解放，政策好了。這種條件下，老百姓一旦利益受到侵犯就會找法律來維護。而政府也覺得這種現象很正常，法制意識覺醒比較早。」黃德余說，因此，「第一例民告官發生在溫州是很自然的，遲早會出現。」

　　　　結束採訪的時候，李建平告訴本刊記者，本月23日鹿城法院將有一起行政案件，某局局長將出庭應訴，而審判長將由法院院長出任。又一場民告官即將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