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除了能夠緩和勞資矛盾以外，另外一個作用是培養工人集體協商的意識

　　58歲的陳福清是溫嶺市新河鎮工會常務副主席、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會主席。這位有著20年基層工作經驗的老“ 工會”，做夢都沒想到，在五年前為平息勞資矛盾而制定的一套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2007年11月，被溫家寶總理批示 “總結和推廣”。

　　3月10日，浙江省政府在溫嶺召開現場會，總結推廣溫嶺市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經驗，並要求在全省推進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陳福清也因主持制定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成為浙江省乃至全國工會系統的名人。

　　危機四伏下的探索

　　五年前的陳福清可沒現在這麼風光，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記者採訪時，他用“危機四伏”四個字形容當時新河鎮羊毛衫行業，當時他每天為解決勞資糾紛而奔波。這也是推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最大的背景。

　　溫嶺地處浙江東南沿海，是台州市下屬的一個縣級市，人口123萬，卻有生產型企業兩萬多家，是中國著名的私營企業之鄉，“全市到處都是小老闆”。

　　新河鎮是溫嶺經濟中等發達的一個鄉鎮。在上世紀80年代，就有家庭作坊從事衣衫加工。隨著羊毛衫加工業的飛速發展，到2003年，全鎮已有113家企業，從事羊毛衫製作的工人有一萬多人，其中外地籍的工人有9000多人。

　　羊毛衫生產有很強的季節性，1月到4月，工廠基本不開工，4月到8月是生產淡季，9月到10月，才是全力生產的旺季。

　　“很多外地工人都是旺季的時候到新河來做工，到生產淡季，再做其他的工作或者回家務農。”陳福清介紹說，因為這是一種實行計件工資制的不穩定勞動關係，到生產旺季的時候，企業之間用工競爭激烈，技術工人頻繁跳槽，“哪裡給的錢多就去哪裡”。

　　很多工人以鄉籍抱團，在生產旺季時，突然向企業提出加薪要求，企業為完成生產任務，不得不表面上答應工人要求，到旺季過後，企業的承諾往往無法兌現。

　　“挖人最厲害的時候，七成左右的工人都想跳槽，最後卻只能拿到老闆承諾工資的七成左右。”從2001年就來到新河鎮做羊毛衫的湖北籍女工陳緒鳳，對當時混亂局面記憶猶新，“工人為了討工資，動不動就罷工，找政府，有時候幾個工廠一起罷工。”

　　“罷工、上訪、破壞機器等行為在工廠裡時有發生。工人為討工錢打老闆的事情都曾發生，一些企業也是有苦難言，熟練工頻繁地跳槽，使企業的生產速度和質量都大打折扣。”陳福清向《瞭望東方週刊》介紹說，“穩定人心，緩和勞資矛盾成為當時新河鎮工會工作的重點和難點。”

　　協商嘗試

　　在2003年春節後，新河鎮工會決定拿出一套可行的辦法來解決勞資糾紛。當時的新河已經有了一個由企業老闆組成的羊毛衫行業協會，行業協會裡有一個工價表，裡面羅列著羊毛衫製作的幾十道工序的工價，作為各大企業定工價的參照。

　　陳福清想到，應該從工價表入手解決問題，“如果制定出一份勞資雙方都能接受的工價表，或許可以緩和雙方緊張的矛盾。”

　　“我們開始對新河鎮羊毛衫生產企業工價進行瞭解和調查，大部分企業對我們表示歡迎，也有一些企業表示不理解， 『人難見，臉難看，話難聽』，他們認為，工會是替工人說話的，是來向企業要錢的。”陳福清感慨說。

　　在工人的配合下，新河鎮工會在兩個月後，就拿出了工人報定的工價表。

　　在鎮政府領導的努力下，企業負責人終於坐在一起開會，拿出自己企業的工價表。“工價表對企業來說是商業秘密，光靠工會，根本無法開展工作。”陳福清說。

　　2003年6月13日，新河鎮工會主持召開羊毛衫行業職工工資懇談會。

　　13名從各類企業中選派的職工代表與20多名企業負責人，面對面進行工資協商。為了保證會議能夠順利進行，溫嶺市勞動部門和市總工會的領導也坐鎮現場，向雙方宣傳工資協商的意義。

　　“我們先把工價徵求表發給參加會議的職工代表，讓他們進行無記名的報價，同時也讓企業代表報工價。最後雙方報出來的價格相差不多，大概只有10%幅度的不同。”陳福清介紹說，“我們總共經過六次協商，工價前後調整三次，通過協商後的工價被定為是行業最低工價。”

　　為了更好地推行工資協商制度，2003年8月，新河鎮長嶼羊毛衫行業工會成立，陳福清毛遂自薦成為第一任工會主席。

　　行業工會與行業協會協商

　　2003年8月8日，新河鎮羊毛衫協會會長王新法與新河鎮羊毛衫工會主席陳福清，在一份行業職工工資協商協議書上分別簽下自己的名字，這標誌著新河鎮羊毛衫行業第一輪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正式完成。

　　“當時我簽訂這份協議的時候，還帶著很多顧慮的，現在看來這些顧慮完全是多餘的。”長嶼羊毛衫協會會長王新法對本刊記者如是說。

　　本刊記者在這份協議書上看到，協議不僅對協議期間進行了規定，而且對工資的支付時間做了嚴格的規定：“當月產量經結算後於次月25日至28日發放，如甲方確實因經營困難，經與工會協商可適當推遲支付時間，但每月必須先支付不得低於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王新法向本刊記者解釋說，這是工會與行業協會商談的結果。

　　當本刊記者問起陳福清與代表資方的行業協會王新法的私人關係時，陳福清笑著說，“關係一般，只是工作上聯繫一下。”對此，王新法也有相同的說法：“是工資協商制度把我們聯繫在一起，其他基本沒有聯繫。”

　　溫嶺市總工會主席葉其泉告訴本刊記者，在工資協商制度之後，羊毛衫行業工人因勞資糾紛問題進行上訪是逐年減少，一組由溫嶺市總工會出具的數字顯示，從2003年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以來到2004年，新河羊毛衫行業工人因工資問題上訪有11次，共120人，2004年到2005年，這一數據降低到三次，共11人，2005年到2006年只有一次三人，2006年至今，無工人上訪記錄。

　　溫嶺經驗全省推廣

　　2004年以來，在溫嶺市總工會的倡導下，新河鎮羊毛衫行業的工資協商機制向全市鋪開。2004年11月3日，溫嶺澤國鎮以新河鎮羊毛衫行業的工資協商機制為樣本，讓當地的水泵行業工會與行業協會簽訂了工價協議書。

　　行業協會與行業工會談定的工價表，似乎有壟斷價格嫌疑，會不會侵犯工人的利益？陳福清向記者解釋，雙方談下來的價格只是一個最低工價。

　　羊毛衫協會會長王新法對協議的工價表也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一個企業連最低的工價表都無法承受，說明這個企業將被淘汰。如果產品新，利潤高，就可以提高工價，招到技術最好的成熟工，提高成品率，這也促進企業優勝劣汰。”

　　目前，在溫嶺，已經有羊毛衫、水泵、軸承、注塑等七個行業開展了工資集體協商，覆蓋企業565家，職工人數三萬多人，與此同時，包括造船在內的七個行業工會也已經建立工資協商的框架，勞動部門正對這些行業各道工序進行工價測評匯總，等雙方可接受的工價表出來後，也將逐步推廣。

　　3月10日，浙江省政府在溫嶺召開現場會，總結推廣溫嶺市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經驗，並要求在全省推進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溫嶺總工會主席葉其泉告訴本刊記者，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核心在一個平等的對話通道，他認為，除了能夠緩和勞資矛盾以外，協商制度另外一個作用，是培養工人集體協商的意識，“意識比制度重要，行業工會也只是過渡，我們現在鼓勵企業工會直接和企業進行工資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