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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王元化
□朱維錚(復旦大學教授)
王元化先生長眠了!時在2008年5月9日亥時。
怎麼可能?下午歸自南昌,初進家門,便見報載這一噩耗,頓時驚呆。再看報道,不由得不信那是真的。旋即連接幾家報社詢問我的感受的電話,而我能說些什麼呢?
終於夜闌人靜,想到元化先生“平靜地離開人世”有24小時了,於是要借紙墨化解一點哀思,可又從何說起?
因為說來話長。初知元化先生,時在半世紀前才讀大學之際,按規定“學習”所謂胡風集團材料的按語,被其中譴責王元化的凌厲語句震驚,聽說他有一本文集《向著真實》,就私自覓來一讀,只見講魯迅、論車爾尼)夫斯基等,不知有何“反動”?當然不敢說曾讀此書,卻對書名印象很深。後來師從周予同先生,偶聞周先生說到熊十力,謂此老住在上海很寂寞,只有周先生和另一位先生常去看望———多年後才知熊十力老人晚年的那另一位密友,就是元化先生。
不過我對元化先生識荊卻晚。記不清楚是1979年還是1980年,有天我去周先生家,見到先生病榻前先有一對長者夫婦在談話,經互通姓名,方知就是元化先生和夫人張可先生,並知張先生是周先生早年的學生。那時元化先生剛剛“平反”,但談吐的儒雅令我生敬,怎麼也不能相信他早有質疑毛澤
東文藝觀的桀驁名聲。他得知我要給周先生編一部經學史論著選集,很感興趣,約我便中去他家談談。如此一來二去,我們就有了交誼。
我自始就視元化為罕覯的良師,忘年的畏友。不僅由於他較我年長16歲,還在我出生那年便已投身於革命理論活動,更由於他學識淵博,思想深邃,與他談學論史,無論是說黑格爾、馬克思的哲理,還是評論孔子到龔自珍的史觀,總會受到啟迪。令我感動的,還有他對學術自由的由衷尊重,例如說到五四時期的杜亞泉等,從不因我見解相左而有拂逆感。
這裡憶及元化先生“做官”二事。
1983年經過“民意測驗”,元化先生就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大約半年後,在有次會議上,他見我即問為什麼好久不去他家了。我其實有意避嫌,因為他一當部長,門庭頓時熱鬧起來,乃至素不相識者也謬托知己。於是我答道“生平怕官,所以不敢冒昧上門”。他很不以為然,說“我算什麼官?做事而已”。
轉眼三年,我得知他任滿去職,次日就登門造訪,如前只談國內外文化動態。不料他忽問:“你看這三年我做得怎樣?”我愣了一下,決定實話實說:“您做了三年部長,在我看來一事無成。”他追問這話怎講。我說他才上任,便值“清污”,連自己都差點成為“反面教員”,豈能有所建樹?他沉默不語。我趕緊補說:“您有一件事沒做。”他問哪件事?我說:“整知識分子。這從延安整風以來,就是宣傳部長的天職,而您在任三年,沒有主動整過一個知識分子,不是功德?”那以後,元化先生在學術界文化界的威望越來越高。有媒體說“北有錢鍾書,南有王元化”,促使元化先生公開聲明他的學術造詣不如前輩錢鍾書。在我看來,二者的確缺乏可比性,但理由應在錢、王分屬不同領域。他們都學貫中西,但就知識論來說,錢先生在大陸學界似可獨佔鰲頭。若看學思結合,尤其是引領學術界文化界反思現代主流意識形態的利弊得失,那麼元化先生的取向,應說更切合實際。
二十多年前,王元化先生創辦《新啟蒙》。這份小刊物,曾在全國思想文化界引起軒然大波,終因政治干預而夭折。夭折很可惜,因為《新啟蒙》的導向雖有爭議,卻是學術百花園中一枝異葩,不應用意識形態理由絞殺。
以後元化先生經過深刻反思,得到海內外24位著名學者支持,於1994年10月創辦《學術集林》。與《新啟蒙》相形,這部文叢凸顯“純學術”氣息,以致招來某些媒體奚落,說元化先生倒退了,由“新啟蒙”倒退為“新考據”。後一批評,在我不以為然,因為否定論者不瞭解1989年那場風波導致元化先生的痛苦反思過程。那過程,簡單地說,促使元化先生看待歷史和現狀,越發實事求是。就是說,他通過對現狀突變的反思,越發認知傳統文化的實證研究,應為認知現狀與展望未來的前提。正因如此,他毅然轉向歷史,從矛盾的歷史陳述中間清理歷史事實做起,探究充滿爭議的歷史真理的認知過程。他的這一宗旨,合乎黑格爾到
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
因而,在先我對元化先生的《新啟蒙》,限於消極支持,在後卻對元化先生的《學術集林》,支持不遺餘力。
《學術集林》很快在海內外學界贏得日益增長的影響。協助王元化先生主編這部文叢的傅傑、徐文堪等學者,都做出了各自的貢獻。無奈大陸出版界越來越誤判市場規則,而人去政息的官場傳統也支配著官方出版機構。於是元化先生精心編纂的《學術集林》,到底也不敵“官督商辦”式的市場機制。
承蒙元化先生好意,早就指示我承擔《學術集林》編務,而我無能對抗出版機構人事變更的必至後果。正值無可奈何之際,聞知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有意恢復他在美國主辦的中文刊物《九州學刊》,希望辦成在兩岸三地乃至整個華人世界都通行的學術季刊。經向元化先生請示,與鄭培凱先生商量,終得大陸、香港、台灣和美歐日的32位學者支持,組成《九州學林》編委會,由鄭培凱教授任主編,張隆溪教授、鄭培凱教授和我任常務編委,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和復旦大學出版社同時印行。迄今這份學術季刊已運作到第六年,那創始者應說是元化先生。
元化先生早為學界元老,但進入中國思想文化領域近70年,能夠用於文藝理論和學術研究的時間,斷續不到40年,卻已在古典文論、現代文學、傳統文化和中外學術交流等多個領域,都留下堅實的足跡。他堅持真理的精神,他矢忠信仰的態度,他追求學術自由的取向,他始終心口如一又與人為善的品格,不僅是學者兼思想家的表率,還對眾多中青年學人發生重要影響,因而他對改革開放30年來的思想文化領域的歷史貢獻,早已彪炳於史冊,必將受到學術界文藝界的悠久追思。
嗚呼元化先生,斯人已逝,精神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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