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後研究人員趙軍認為,在我國,性工作是非法的,這就為警方預防小姐被害案件的發生出了個不大不小的難題。

　　他在調查中發現,其實,只要是“小姐”被害,警方對報案的“小姐”很少處罰。即便是老闆報案,也很少處罰。但警方往往不會公開對外發出十分明確的信息———我們不會處罰報案的賣淫者或組織賣淫者。

　　趙軍認為,警察在偵辦小姐被害案的過程中,瞭解了大量有關小姐被害的信息,形成了一整套有關小姐被害的規律性認識。從加害方動機的形成、侵害目標的選擇、作案地點的確定、犯罪手法的運用,到被害方陷於被害情境時的誤區、成功迴避危險或逃脫被害陷阱的方法,辦案警察都頗有心得。在正常情況下,出於預防犯罪的需要,警方會及時將這些實用性很強的信息與方法提供給潛在的被害人群,以利於他們免於被害。但問題是,小姐所從事的性工作是非法的,教授她們如何在性交易過程中避免被害,似有保護、支持、至少放縱非法性工作之嫌,似與警方厲行禁娼的法定職責相悖。

　　在調查中,趙軍發現了警方主動向小姐傳授自我保護方法的案例。這一處理方法在他看來“令人欣喜”的。比如湖北“7·3”系列綁架小姐案的主辦警官的做法。

　　警官們說,為了偵破“7·3”案件,偵查人員在被害人從業的那一片休閒髮廊聚集區展開調查,挨家挨戶做老闆和小姐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們能打消顧慮,為警方提供有價值的線索。還結合“7·3”案件中綁架者的作案過程,給老闆、小姐“支招”,以規避從業中的被害風險。例如,小姐跟客人到達包夜地點後,可借翻包、上衛生間等的機會撥通老闆的電話,然後再以與客人談話或自言自語的形式說出準確地點。這樣,一旦遭到綁架,警察就能夠迅速趕到予以解救。看到警方是真心保護小姐的利益,先後有兩名小姐承認曾遭受類似侵害。其中一位曾遭遇綁架的小姐向警方提供了一個手機號碼,也正是這個號碼,最終導致了整個案件的破獲。

　　另在湖北某市,也正是因為派出所的宣傳與提醒,令一名小姐倖免於難。此地的公安分局沒有像鄰近分局那樣取締“一人店”,但就“一人店”的危險向從業人員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此地近年來連續發生小姐被殺的案子,派出所希望她們加強防範,同行之間要相互照應,有事及時報警。社區民警曾著重就此問題提醒過這名髮廊小姐。於是小姐與隔壁髮廊達成協議,遇到緊急情況就敲打兩家髮廊之間的木製隔板,相互救助,立即報警。在一人意圖殺人劫財的災難真正發生時,正是鄰居髮廊的報案和對面派出所警員的迅速到來,令這位髮廊小姐倖免於難。事後,這位被紮成重傷血氣胸的小姐出於自我保護,拒絕承認性交易的事實。因這一情節不影響案件性質的認定,也不影響對行為人法律責任的追究,考慮到被害小姐害怕被警方追究賣淫違法責任的心理,以及她已經受到的傷害,警方沒有繼續深究這一問題。

　　類似的預防措施,當地警方尚未大張旗鼓地深入展開。警方對此項工作的低調處理和“點到為止”,與集中警力的高調掃黃和“矯枉過正”的取締“一人店”,形成鮮明對比。

　　趙軍認為,在現時的法律政策框架和輿論氛圍之下,採用管理、疏導或幫助的方式防範性工作這一非法職業所帶來的風險,作為主管機關是要承受很大壓力的。很多人會自覺不自覺地認為,防範小姐在從業過程中被害,保護小姐在從業過程中的安全,就是變相保護性產業,是為性產業保駕護航。而後就會以各種理由批評警方治黃不力,放任黃毒氾濫,才導致小姐頻頻被害。

　　當年為防止性病、艾滋病而推行公共娛樂服務場所100%安全套計劃的時候,衛生主管部門也承受了類似壓力。好在當時有政府及相關國際組織的支持,主流媒體的聲音也是一邊倒,加上實施該計劃的衛生主管部門並不負有禁娼的法定職責,該計劃最終得以全面推展。

　　但公安機關目前所面對的局面頗為不同,尚不具備當年衛生部門所擁有的環境和條件。警方以管理、疏導或幫助的方式預防小姐命案還僅僅停留在個案式的嘗試階段,低調處理和“點到為止”是必須的工作策略。

　　趙軍認為,警察向從事性工作的小姐傳授降低職業被害風險的方法,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預防小姐被害案件的發生,保護小姐的生命和財產,而且還可適當改變警察在小姐心目中單一而刻板的掃黃者形象,從而提高小姐被害後的報案率,促使性產業中的知情者向警方提供更多的破案線索,有效打擊犯罪。這顯然是一件有益於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有益於社會治安,有益於公安工作的善舉。“生命權無疑高於『社會風化』,不管權利主體的身份如何。從這一點出發,警方教育小姐如何保護自己的生命或財產,也是完全合法的。這是肩負掃黃和打擊侵害小姐犯罪行為雙重職責的警察,在現行法律框架內所採取的,最為積極、最具建設性的預防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