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試圖溝通彼此的立場。2006年11月,中日外長在APEC會議上確定,各派10名學者進行兩國歷史共同研究。不過有美國學者對此並不樂觀:中國的有官方色彩的學者與日本的有右翼色彩學者坐在一起難免話不投機。

　　　　如今,情況又一次轉好。今年5月4日,胡錦濤在出發訪日前接受了日本16家駐京媒體記者的聯合採訪,在採訪中,這位很少給外國記者採訪機會的、嚴格控制自己公眾形象的領導人提及了當年訪日時的往事。

　　　　《人民日報》用整個頭版報道了這一新聞,值得注意的是,全篇報道中沒有提起「以史為鑒」。

　　　　向前看,有可能又一次成為主流思路。在政治改革層面亦是如此。早在1980年代,中國就有學者關注到日本的政治模式。在日本,從1955年起,53年中只有1993-1996年的3年間例外,其他時間都是由自民黨執政。馬立誠說,日本政治的特點是,一、一黨長期執政下的多黨格局；二、執政黨內部分成派系。中國學者考慮借鑒日本模式,以為藍本,設計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模式。在中國,對日本政黨政治的研究遠非顯學,可是出版的圖書已經不下十餘種。

　　　　在北京,人們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都忙碌數倍不止；在東京,女孩們人手一隻法國皮包。中日兩國要目不轉睛地盯著對方?不,兩國都是在與遙遠的西方交媾,恰是這一點上取得了罕見的一致性。最終,恰如兩國的人們要交談就往往要使用英語一樣,西方文明準則才是解開中日關係之鎖的鑰匙。

　　　　於是一切都又回到多年以前的主題了:變化,以及如何變化。中日關係的「暖春」又有了回歸1980年代的徵兆。最重要的變化正在發生在中國國內。歷史又一次回到了孫中山改變中國時的起點: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同樣地,再次回到了胡耀邦思路的原點。「要從全局和長遠觀察和處理中日關係」,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眾議院發表演講說:「眼光放長,達人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