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紹良的這一指責令鼓樓醫院大為光火。鼓樓醫院心臟科主任徐標當時在接受《現代快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支架手術的適應症有兩種:病人血管狹窄達到70％,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的需要做支架手術；病人發生狹窄病變的血管供血範圍很大,一旦堵塞會影響心臟供血的需要做支架手術。如果血管很小,它的供血範圍自然就小,一旦堵塞也不會引起大規模的心肌梗塞,用藥物控制就行了。而根據老謝原支架植入手術資料,植入部位血管管徑為2mm,明顯不是實施支架手術的適應症。

　　　　鼓樓醫院參與謝能金治療的主治醫生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當時參加會診的鼓樓醫院、江蘇省人民醫院、中大醫院三大醫院的專家在老謝的治療方案上有一些不同意見,因此在老謝的治療上極為慎重。他們向老謝的家屬提供了一份國內著名心血管病專家的名單,讓他們去徵求這些專家的意見。在綜合各方意見之後,最終的方案是:再植入一根支架,利用球囊和支架把原突入裸露於右冠狀動脈主幹內的支架壓迫貼壁,加強和延長抗血小板藥物的使用,防止血栓再次形成,而且鼓樓醫院專門請上海中山醫院某著名專家來親自進行了手術。

　　　　鼓樓醫院曾經就第一醫院的公開指責向南京市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反映,希望得到公正處理。但是,南京衛生行政主管部門至今也沒有給鼓樓醫院明確答覆,還要求鼓樓醫院參與治療的醫生保持沉默,並規定他們不得接受媒體採訪。

　　打不開的光盤

　　　　如果這樣的病例只在謝能金一人身上發生,第一醫院和陳紹良的解釋似乎無懈可擊。但問題是,謝能金並非特例。

　　　　在南京某執法機關擔任領導工作的老陸(化名)有過和謝能金幾乎一致的遭遇。2002年的一次單位例行體檢中,醫生說老陸「心跳過速、傳導阻滯」,但是做了彩超、平板運動之後都發現沒問題。當年50歲的老陸平常身體不錯,只是陰天或者疲勞之後會有點胸悶,後背覺得酸,有點拉筋的感覺。

　　　　老陸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自己恰巧與陳紹良相熟,還曾經幫過陳的忙,於是到第一醫院找陳咨詢。陳紹良說,既然是公費醫療,不如乾脆做個心臟造影檢查,同時辦好心臟支架手術的公費審批手續,到時候如果沒有問題就罷,只要有問題就可以根據情況直接處理。老陸於是照辦。檢查開始之後不久,陳紹良就找到老陸的愛人,建議給老陸裝個支架。考慮到陳是老陸的朋友,老陸的愛人同意了。

　　　　手術之後大約六七個月,老陸覺得胸疼、胸悶,有時候疼得蹲在路邊喘,他又去找陳紹良咨詢,陳告訴他沒事,吃點藥就好了。但是吃了一段時間藥之後還有類似情況,陳紹良叫他住院檢查。

　　　　這次,老陸的愛人堅決不同意再去第一醫院檢查,老陸只好去了鼓樓醫院。鼓樓醫院檢查發現是血管三叉病變,那只支架並未完全放進支血管裡,多出的一半伸進了主血管,造成了95%堵塞。

　　　　鼓樓醫院當時要求第一醫院將老陸手術的光盤拿來看看,但是送來的光盤卻根本無法打開,送到南京另一家著名醫院江蘇省人民醫院依然無法打開。鼓樓醫院不得不找陳紹良來介紹情況。

　　　　其後鼓樓醫院找到包括上海中山醫院某位著名的心血管介入專家在內的多位心血管科專家會診,專家們均稱當時不該給老陸裝支架,這個支架正是病因所在。老陸說,這位專家當時甚至以「一塌糊塗」形容支架安放的情形。一個月後,老陸轉到上海中山醫院重做了手術,將原先的支架向裡推,外面再安放一個支架,同時在主血管中又放了個支架以保證主血管通暢。

　　　　至此,老陸的血管裡也有了3個支架,同時,他也成了終生服藥一族,每天要吃四種藥,每個月花費七百多元。

　　　　老陸曾一度計劃狀告陳紹良,但是考慮到自己的身份和雙方的關係,同時考慮到對醫療鑒定缺乏信心,加上主要的費用都已經通過公費醫療解決,老陸最終選擇息事寧人。

　　　　老陸的說法得到了南京鼓樓醫院當年參與治療的醫生的證實。同樣被證實的還有南京某局的局長老鞏(化名)的遭遇,不同的是,老鞏起初只是心律失常、心臟早搏感到心慌不適而去檢查,後來也被陳紹良安放了支架,只不過老鞏安放的不是老謝、老陸那樣的藥物支架,而是普通支架,導致她原來並不嚴重的血管出現了支架內狹窄,病人反而感到不適。礙於身份,老鞏也選擇保持沉默。

　　　　與上述三人相比,還有更為不幸的案例。

　　　　老謝調查後稱,南京市江寧區某中學的校長因為心臟不適去第一醫院檢查,並通過熟人介紹找到陳紹良,結果死在手術台上,其家屬最終獲賠三十餘萬元。同樣遭遇的還有南京棲霞區某公司的一位病人、南京某銀行保衛處一位幹部的夫人以及南京某醫院一位護士的爺爺。安徽巢湖一位18歲的中學生在高考前慕名來向陳紹良求醫,陳為其做了手術,該學生出院後死亡。南方週末記者獲悉,由於正與院方談判,該學生的家屬選擇保持沉默。

　　　　由於謝能金案,為了避嫌,南京鼓樓醫院心臟科不願對第一醫院作過多評價,但有人私下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僅鼓樓醫院一家就曾經收治多例謝能金這樣的陳紹良經手的病例,鼓樓醫院一位已退休的老專家甚至稱,該院一直在為陳紹良「擦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