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國到底餓死多少人———歷史信息能不能公開?印花稅上調下浮什麼理由———重大決策過程能不能公開?瑞典公佈每筆公務招待費用———我們政府花錢的信息能公開到什麼程度?不得危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安全」「穩定」的信息邊界在哪裡?

　　　　會議記錄、領導批示算不算

　　　　印花稅調整如何啟動,在哪個層級的會議上討論,參會者是誰,最後結果怎麼做出,誰投了贊成票,誰投了反對票———對於重大決策過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沒有要求必須主動公開。但條例研究者認為,如果公民個人或組織想瞭解進一步的情況,完全可以向財政部提出公開申請。

　　　　然而,對於涉及公民權利的敏感信息,重大決策過程因不屬法定必須主動公開的範疇,即便提出申請,這些信息能否公開、公開到何種程度,仍是未知數。「對於重大公共決策,過程的公開比結果的公開更重要。」北京大學教授姜明安參與了信息公開條例的制定。據他介紹,美國有行政機關會議公開法,專門規範行政機關的「開會」。行政機關的會議以公開為原則,一些可能涉及保密內容的會議是否公開,需由機構成員投票表決確定。不公開的會議必須製作會議記錄,保證對公眾開放其中可以公開的部分。

　　　　廣州是最早確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城市。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2003年廣州市信息公開規定實施以來,確曾有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請,要求公開市政府某次常務會議的會議記錄。相關負責人則答覆記者,會議記錄的公開,須經過相關領導批准,一般只對申請人公開與其利益相關的部分,其他部分不予公開。

　　　　而可能對行政決策造成影響的「領導批示」,在他們看來,屬於行政機關日常運作的內部信息,不屬於須公開信息的範疇。

　　　　對於正在審議的重大公共決策、正在發展中的突發公共事件,多位政府工作人員都表示,其間的信息發佈很難掌握。

　　　　廣州市信息化辦公室電子政務與信息資源處長宋彥敏說,在媒體相對發達的廣州,很多信息常常是政府來不及發佈媒體就公開了。另外,重大疫情的公佈,因其需要醫學上的診析和確認,面臨「及時」和「準確」的矛盾。廣州是2003年SARS暴發的發源地。

　　　　衛生部一位官員亦有同感:「每個事件特點不一樣,定一個統一的規矩,真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哪些信息公開可能造成恐慌,我一下子也舉不出例子。」在這位官員看來,信息公開是一把「雙刃劍」,「不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要放在整個事件處理的全程中考慮它的影響。」如果在情況不明下公開,有可能導致的結果是:「連醫生都不知怎麼辦,你告訴老百姓,他們怎麼辦?」人事、財務:最隱秘部分能否公開

　　　　除了決策過程,中國行政運行最為隱秘和模糊的部分,應屬「錢」和「人」。在條例規定的必須重點公開的內容中,就有三項與「錢」密切相關:財政預算、決算報告；行政事業性收費的項目、依據、標準；政府集中採購項目的目錄、標準及實施情況。

　　　　每年「兩會」,各級政府給人大作的預算報告是公開的,但具體的預算文本並不發給代表,有的只給代表團長掌握,代表只能借看。

　　　　有關專家曾呼籲,政府預算「大本」應向公眾徹底公開。姜明安也批評,現在公開的政府財務收支信息,太過粗略,「具體到差旅費多少,每筆都應該算清楚」。

　　　　在陽光法案發源地瑞典,政府每筆公務招待都上網公佈,細緻到每頓吃幾道菜、每道菜的菜名、就餐地點,對此感興趣的公民都可以隨時查到。

　　　　這樣的公開程度對於龐大的中國行政系統來說,確實難以想像。廣州市法制辦的有關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2002年制定規定之初,他們也想過細化,「那樣做太難了。」對於預算外的收支、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姜明安認為媒體和民眾應該重點關注。在管理使用中,這兩個方面的錢更易成糊塗賬。

　　　　另一個敏感區就是「人事」。

　　　　現任昆明市市委書記仇和曾在一方主政時,要求各部門領導公開手機號碼,此事曾引起爭議。目前,政府網站公開領導簡歷、分管領域、辦公電話等已比較普遍。而民眾關心的領導人薪酬、人事任免中不同候選人比選的過程、人事調動原因,都難以得到答案。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一些地方政府曾接到要求公開相關部門領導收入的申請,但他們傾向將此作為內部信息不予公開。

　　　　有學者提出官員財產申報法應至少列入立法五年計劃,單靠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很難形成強大的法律依據。

　　　　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人事任免的過程、理由公開,則有賴於黨務的深度公開。因為黨的組織系統負責對幹部的考察、遴選,政府機關通常只是接受組織上的任命。如果這一環節難以突破,要求政府公開任免比選過程,也屬強求。

　　　　姜明安認為,目前黨內工作人員享受公務員的待遇,各級黨委和黨的部門也應參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進行信息公開。歷史信息何時解密

　　　　1960年代餓死多少人?

　　　　參與條例制定的姜明安本人就對中國1960年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非常想知道。據悉,學術界曾召開相關會議研討歷史信息的解密問題。據姜明安介紹,世界上民主國家對於國家秘密的解密期,最長也沒有超過30年。姜明安認為,事隔四十餘年,類似信息應該解密。「毛澤東時代的信息現在應該公開。」姜說,沒有絕對的國家秘密,某些具有敏感性的事項,經過時間的推移,可能喪失其敏感性,就應該適時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