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各部委,國務院自身壓力也不小。據記者瞭解,國務院辦公廳專門成立一個處負責信息公開,工作量也很大。

　　　　NGO與媒體:弱弱聯合激將政府

　　　　「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正在繪製兩張地圖,一張是「中國水污染地圖」,一張是「中國空氣污染地圖」。最初,他的主要數據靠搜索散落各地的公開資料,但是非常有限。「政府信息公開提供了一個平台,這次機遇再也不能錯過,需要有人去盯著它,測試它。」馬軍說,在條例出台之前,有關環保的法律規章對企業排污情況要求予以公佈,但形同虛設。現在,「我們需要通過嘗試讓它變成活的法律。」環保NGO們正在商討打造「致企業的一封公開信」,目標是政府認定的超標排放企業。馬軍說,按慣例,「6·5環境日」環保部門一般會曝光一批超標排污名單。這封公開信將設置具體的指標,以達到獲取具體準確信息的目的。

　　　　北京大學教授王錫鋅說,讓政府公開信息真正的推動力量很大程度取決於公民社會———包括個人、NGO和媒體的參與。

　　　　王錫鋅說,知情權和表達權如何硬起來,從寫在法條中到變成一種能力,組織化的「充權」至關重要。「個體容易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而媒體和NGO可以扮演組織化的角色。」來自環保部的別濤提及出現在中國的「街頭政治」:在廈門,人們上街「散步」迫使政府暫停PX項目；在上海,人們以「購物」形式在南京路呼籲關注磁懸浮污染。現在正在「散步」的則是成都市民,同樣是抗議一個涉嫌污染的化工項目。「這不是對黨政的某種挑戰。」別濤說,看到這些現象,他很受鼓舞。在他看來,要衝破欺上壓下的地方「隔離層」,不僅要信息公開,還需要媒體監督和公眾參與。

　　　　條例實施前,衛生部向媒體公佈了各省、直轄市、自治區衛生部門新聞發言人聯繫方式。毛群安說,信息公開也為新聞報道提供了便利。2006年,《解放日報》一位記者因採訪要求被上海市規劃局拒絕,遂依據《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將上海市規劃局訴至法院。儘管此案最終以記者撤訴終結,但從形式上開啟了媒體與政府在信息自由上的法律博弈。

　　　　一位在某雜誌供職的記者說,最想瞭解國務院調查組對膠濟鐵路事故的調查情況。按照信息公開條例,應該公開。但是現在,他們已經被告知不能報道。

　　　　為此他犯迷糊:信息公開條例和有關部門的文件,服從哪一個?

　　　　立法參與者莫於川解釋,從立法上,不能去改變現有新聞管理的模式。條例首先是要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之後才是新聞監督權。

　　　　儘管在立法過程中仍有諸多遺憾,在實踐上亦有可以想像得到的困難,但一位條例起草者還是對此充滿期待,「只要公民行動,政府面對,信息公開就能往前邁進。我們要學會與不完美合作來追求完美。」

　　　　■必須公開的政府信息

　　　　1行政法規、規章和規範性文件；2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及相前政策；3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信息；4財政預算、決算報告；5行政事業性收費的項目、依據、標準；6政府集中採購項目的目錄、標準及實施情況；7行政許可的事項、依據、條件、數量、程序、期限以及申請行政許可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錄及辦理情況；8重大建設項目的批准和實施情況；9扶貧、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促進就業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實施情況；10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預案、預警信息及應對情況；11環境保護、公共衛生、安全生產、食品藥品、產品質量的監督檢查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