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能停留在口號上,必須付諸紮實的行動。”23年前,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胡錦濤率領中國青年訪日團在日本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過這樣的話。時隔23年後,胡錦濤再訪日本,中日雙方顯然希望通過一次隆重的首腦外交,展現中日在推動雙邊友好方面的“行動力”。

　　早在國家主席胡錦濤出訪前,方方面面的信息都已經在渲染這次訪問的“不同尋常”:這是中國國家元首時隔十年後再訪日本；5天只訪問日本一個國家,大概也是當下中國領導人出訪的最高規格；胡錦濤的日程安排,幾乎囊括了日本政經兩界所有重量級人物,與日本天皇的會面就有三次之多……

　　如果說禮儀、程序上的隆重並不足以說明此次訪問的不同尋常,那麼,關於中日可能簽署“第四個聯合文件”(前三個是“中日建交公報”、“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聯合宣言”)的消息早早便不脛而走,則更體現著外界對此次訪問的歷史期待。

　　民眾私下談論的“聯合公報”屬於雙邊關係中較高層次的“政治文件”,它一般規定了國家在處理彼此關係的基本準則,具有相當約束力。因此,如果中日能夠利用胡錦濤訪日的機會達成新的“政治共識”,並使之成為推動中日關係更上層樓的“動力”,那當然是兩國之大幸。

　　然而,我們的疑問也由此而生。無論最終能否簽署“聯合公報”,時下中日兩國足以凝聚起互諒互讓,求得雙邊關係長期穩定的共識,並因此達到簽署“聯合公報”的程度嗎?以中日關係現實存在的種種障礙來看,一種低調、但卻紮實的進步未嘗不是最好的選擇。

　　以中日前3各政治文件為例,“中日建交公報”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都可謂達到了最佳,它們不僅體現了兩國人民化干戈為玉帛的相互體諒,更有經濟上相互借重、政治上對抗“霸權主義”共同敵人的現實需要,因此,中日兩國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能主動迴避挑戰彼此重大利益,從而維繫了中日關係二十多年的飛速發展。而反觀“中日聯合宣言”,雖然由上層推動而簽署,但由於先天不足,隨即而來的則是中日關係連續多年的“封凍”期。在目前中日關係的現狀下,小步更顯紮實。

　　儘管此前有日本媒體稱“台灣”或許將提供中日關係發展的新動力。表面上看,隨著馬英九在台灣當選,“台獨”至少短期內不會再困擾台海兩岸。連台灣執政者都不再公然宣稱“台獨”,那日本就更加不必像過去那樣在“是否承諾不支持台獨”問題上費盡思量。但事實證明,讓日本以政治文件形式寫明“不支持台獨”依然並不容易。

　　至於雙方都看重的經貿因素,它或許可以成為中日間獲取共識的重要基礎,但是多年的政冷經熱局面顯示,它要成為中日關係的“新動力”還需要其它條件。

　　相比於中日關係最好的時候,當前的中日關係的問題可謂五花八門,常常牽一髮而動全身。

　　一個現成的例子就是“毒餃子”,原本通過強化食品生產和司法調查就能解決的純技術性問題,最終卻擴散到經濟、政治層面,甚至干擾了這一階段中日關係復甦的進程,更別說東海分界、釣魚島、歷史認識、匯率問題……

　　上述爭議,絕非一次首腦外交就能夠很快解決,所以寄希望在個別問題上獲得突破,甚至通過領導人相互體諒就能凝聚中日兩國的共識未免過於簡單。中日兩國需要的是一套互諒互讓的危機監控和反應機制。它能夠避免國家利益被政治人物綁架,也能夠避免民眾輕易地為某種情緒所鼓動,它能夠不因領導人的改變或國際風雲的變幻,在民眾之間培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賴的感情。

　　所以,無論是否有“第四份政治文件”,也無論該文件層級,但如果胡錦濤的出訪能建構雙方良性互動的行為模式,其意義無疑超過了任何暫時的突破。

　　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日本在近現代中國每一步重大轉折中都起過重要作用。一百年前,孫文在日本發現了“共和”,掀起了中國近代最波瀾壯闊的民族民主革命；五十多年前,毛澤東在蘇聯虎視眈眈之下發現了正對中國殷殷期待的日本,一舉改變了中國在東亞極為不利的戰略態勢；三十年前,鄧小平在日本知道了“什麼是現代化”,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恢宏一頁,如今寄希望於中國領導人,希望他能夠發現這個時代開創中日友好的“新動力”。

　　今天的中國領導人,有許多曾經有過上個世紀中日“蜜月期”的體驗。23年前,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試圖解開困擾兩國的心結,為中日關係奠定更穩固基礎,他以中國政府名義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次年又派出兩百多人的中國訪日青年團。當時訪日團的團長胡錦濤、副團長李克強,如今已經成為中國領導者,相信他們對於先輩恢復中日友好的期望應有更多的體驗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