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6日,英國倫敦,自發組織的華人上街為北京奧運會聖火傳遞歡呼cfp/圖

　　國際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面對侵蝕他們地位的“中國因素”,憑什麼就要溫良有加?

　　-編者按

　　奧運火炬境外傳遞終於結束,今天距離奧運開幕還有99天。如果說,早先的“遏制中國”只是國家對國家的戰略,那麼,從“西藏3·14事件”到“抵制奧運”,中國國內的民眾第一次切身體會了西方世界對待中國的方式與方法。

　　究竟在西方世界的語境裡,“中國崛起”這個詞有怎樣的含義?圍堵中國,背後是怎樣的利害權衡?其實,對待“中國崛起”這一命題,西方世界的態度是複雜的:CNN或許有它的立場,而本報專訪的三位大使,也從外交官的角度,表達了他們對崛起的中國的觀察和建議。

　　誠如朱鋒教授所言:“中國既然要崛起,就需要拿出勇氣和理性,面對世界的各種反應。”

　　從“3·14”西藏發生的嚴重暴力事件,到CNN等為代表的西方媒體歪曲事實真相的報道,再到3月27日之後在倫敦、巴黎和舊金山發生的一系列干擾奧運火炬傳遞的活動,“中國崛起”給國人帶來的欣慰和喜悅還沒過幾年,“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豪情就受到了空前的挫折。

　　其實,這是中華民族注定要經歷的一個過程,是中國“和平發展”時,必然遭遇的又一次“磨難”。西方語境下的“中國崛起”

　　關於“中國崛起”的國際關係理論和歷史結論,並不是由中國經驗產生的,而恰恰是由西方經驗發展而來的。

　　在中國人自己的語境中,“中國崛起”是民族復興,是大國地位,是洗刷國恥,是“堂堂中國要讓四方來賀”。

　　然而,國際關係永遠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系統,世界政治中,權力的本質永遠是自私的。中國崛起注定帶來國際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遊戲規則因為中國影響力的擴大而改變,世界財富分配的結構也將重建。更重要的是,利益角逐與心理感覺等諸多因素,都將發生有形或者無形的變化。

　　1993年世界銀行報告“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三”的驚人數據、歐佛霍爾特對中國將成為“超級大國”的大膽預言和克裡斯托夫對中國崛起的判斷,其最大的震懾力,就是描繪了一個將在經濟實力甚至整個國家能力上與西方“平起平坐”、在同一力量水平上競爭的中國。這使陶醉在“歷史終結”的喜悅中的西方世界,突然要面對一個“歷史遠遠沒有終結”的中國對西方的挑戰。

　　那麼,憑什麼我們自己認為中國的崛起將造福世界,別人就一定要對我們溫文儒雅?事實上,當榮譽、實利等一系列“要素”都將隨著中國崛起而逐步改變時,那些已經享有榮譽、手握實利的國家,對中國戳戳點點,甚至惡言相向,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也是中國向國際體系注入越來越多的“中國因素”的過程。國際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那些主導了世界政治中的價值與話語權的國家、那些跟在大國背後同樣“感覺不錯”的國家,面對侵蝕他們地位的“中國因素”,憑什麼就要溫良有加?“修理中國”的“內在衝動”

　　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再是“炮艦外交”的時代,而是已經“扁平”的、經濟高度相互依賴的全球化時代了。

　　美國單極霸權主導下,大國關係的整體結構是穩定的。不管用什麼樣的詞彙形容今天的中國,在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在五角大樓、在華盛頓的國會山和白宮看來,中國真正能夠實質性地“挑戰”美國的時代,還是遙遠的未來。今天的中國崛起,充其量給世界帶來的只是“權力變遷”(powershift),而不是會導致“主從角色”易位的“權力轉移”(powertransition)。

　　但在經歷了二戰,尤其是經歷了冷戰時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大災變之後,今天的西方,已經對自己掌控了六十餘年的自由、民主價值,有了獨特、執著的關注。保持民主價值,並在全球推廣,這並非僅僅是意識形態的需要,在西方世界,這意味著從政策理念、政治資源到民眾信仰的全方位的“內在衝動”。所以,即便中國崛起並不真實地構成軍事層面的“中國威脅”,但從價值理解的角度“修理中國”,或者說要頑固地影響中國發展進程的心態,卻是普遍而又深刻的。

　　這種要“修理中國”或者說“引導中國”變革的觀念,不僅涉及當政者對中國崛起的政策反應,也涉及西方政府在價值上對中國的排斥。藉著藏獨鬧事“修理中國”,藉著北京奧運拿聖火傳遞來“出氣”,這就是這麼多天來一場又一場鬧劇背後的真實動機。“民主極端主義”

　　在西方的語境中,“中國崛起”有著兩重性:一方面,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已經接受了“中國崛起”的事實,認為中國崛起確實可以給整個世界帶來機會。對於中國擴大的國際影響,他們本質上並不橫加排斥。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崛起”有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在他們看來,如果不“修理”中國,未來崛起的中國就是“麻煩”甚至是“災難”。

　　問題是,中國需要被“修理”嗎?“中國崛起”是中國巨大的轉型過程,是從執政體制、經濟運行體制、社會結構、行為方式到國民素質等各個方面浴火重生的過程,是從“鄉土中國”到“世界中國”的轉變過程。任何外來的中肯、客觀與冷峻的批評,事實上都有利於中國的成長。

　　然而,在藏獨問題上不顧是非,在聖火傳遞的過程中將奧運政治化而對中國施壓,有意“挑釁中國政府”而自認為“不挑釁中國人民”,面對蓬勃興起的海外華人“牽手護聖火”行動而歸之為中國政府“操縱”,這些動作,確乎稱得上是向中國人民揮起的“民主極端主義”的大棒。

　　任何形式的極端主義都是自由與尊嚴的敵人。從某種程度上說,圍繞著藏獨和奧運問題的中、西較量,並非是“文明的對抗”,而恰恰是西方在整體上遺忘了文明的寬容本質,這才是東西方真正的共同敵人。

　　面對西方壓力,中國其實並不孤立。筆者最近前往美國和澳大利亞參加學術活動時注意到,許多美國學者都認為,西藏問題絕對不是某些歐美政客嘴上“非黑即白”的問題,借奧運向中國“發難”的做法更是罔顧億萬中國人的尊嚴。

　　但是,我們必須正視一個我們無法迴避的事實: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類似奧運和藏獨問題的“磨難”將是長期化的。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尼古拉斯·克裡斯托夫在1993年發表的《中國崛起》一文中提到,中國的民族自豪感很強,但一直深受西方傷害,在與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一直有被排擠、欺負和受傷害的“巨人的痛苦”。

　　或許我們現在就正在感受著這種“巨人的痛苦”,但是,如果我們的激憤無法收放自如,那麼,西方世界只需要不斷地來“激怒中國”,就能低成本、廉價地干擾、破壞甚至夭折中國的崛起。

　　中國既然要崛起,就需要拿出勇氣和理性,面對世界的各種反應；也只有在各種懷疑、批評甚至敵意的反應中,堅定向前,這樣中國才能真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