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各業有學問、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麼?因此,每到一個新單位,我總是希望低頭拉車,多做實事,多向其他人學習

　　-可以這樣講,在北京,能人有的是。只是歷史恰好把“做市長”的這個機遇交給了我,我對這一點,還是能認識清楚的

　　-如果你們在生活中聽到有人批評我工作沒做好,儘管打電話告訴我

　　-我們的許多官員或許還沒想明白,輿論監督,有利有弊,但是說到底是利大於弊的

　　等我1990年代再次見到王岐山時,他已經做了廣東省的副省長了。有一次我們見面,談的是他奉命處理廣國投和粵海公司破產案的一些情況。再後來,他又“進步”了,調入北京,擔任市長。於是,2004年我們曾有一次長談。

　　我是做記者的,王岐山開門見山就說,我可不是接受你這個記者的專訪,你要是答應不報道,我才能敞開談……四年時間過去,這些經過刪節的對話,或許可以幫助人們認識王岐山,應該可以未經允許而對外公佈了吧。做市長是歷史機遇

　　(談SARS)許多人說我是臨危受命、抗擊SARS、挽狂瀾於既倒,其實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這是一種歷史機遇。錦濤同志去陝西考察的時候參觀了陝西博物館,館長介紹說,王岐山在這裡工作過,錦濤同志很驚訝,回到北京開會時問我:你還在陝西博物館工作過呀?

　　你(指筆者)知道的,我是學歷史出身,站在歷史長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調你來了,既然歷史給了你這樣一個機會,那麼你只能盡力去做。從1980年代開始,我調來調去,工作經歷確實很“雜”,但是,從事的工作門類越多,參加工作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業各個領域,有學問、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麼?因此,每到一個新單位,我總是希望低頭拉車,多做實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學習。

　　譬如社會上流傳的“京城四君子”,哪個人不聰明?哪個人沒能力?他們都是極聰明、極有水平的人,就說周其仁,他多有口才呀,他講課是很受歡迎的。可以這樣講,在北京,能人有的是。只是歷史恰好把“做市長”的這個機遇交給了我,我對這一點,還是能認識清楚的。

　　今年(2004年)4月,央視記者王志(“面對面”欄目)找到我,說抗擊SARS一年了,能不能再做一期節目,回顧一下我到北京的這一年。我說不行,王志說,他(王志)都評為抗擊SARS的英雄了,你這個抗擊SARS的市長在一週年的時候,怎麼反而不說話了呢?我說真的不行,抗擊SARS成功,功勞是中央的,是大家的。至於我,現在北京要做的事太多,還不是我接受採訪、總結成績的時候。

　　國務院新聞辦的趙啟正,也是幾次邀請我去舉行新聞發佈會,我也沒有答應。當然,如果你們這些記者不在,電視攝像機不在,市政府關起門來開會,我還是不客氣的,該怎麼說就怎麼說。辦好奧運

　　(談奧運)你知道的,我在北京有許多的老同學、老同事。見到每位老友,我都會拜託他們做個事———包括你在內,也是這樣———如果你們在生活中聽到有人批評我工作沒做好,儘管打電話告訴我。你知道的,我媽媽做過咱們大院的居委會主任,從某種意義上講,我現在也是北京市這個“大居委會”的主任。我必須給全體居民服務好,只能做好,不能做壞。

　　我來北京,五年任期恰好和奧運會的籌辦、舉行相重疊,因此,我還必須把這屆奧運會辦好。可以說,我這個任期的主要任務,就是要辦好奧運。而且,作為北京市長,我還必須利用北京舉辦奧運的機會,力爭讓北京的城市化、現代化的水平,再上一個台階,這就是我在本屆任期內的一個主攻目標了。

　　還有,我還不能把話說得太滿,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兩個任務———舉辦一屆成功的奧運和讓北京的城市化、現代化再上一個台階,都面臨著許多困難,許多挑戰。譬如北京市的交通、環保、城市管理,都還有許多難如人意之處。我這樣講,並不是怨天尤人,不是的,任何國家處在中國、處在北京這樣的經濟發展階段,處在市場經濟的探索、轉型階段,都會出現類似的困難和挑戰,但我們必須努力,不能放棄。

　　(談調研)作為市長,我真的是希望你們新聞記者能夠把你們看到、聽到的北京存在的問題、存在的不足,暴露出來,反映給我。我們的許多官員或許還沒想明白,輿論監督,有利有弊,但是說到底是利大於弊的。輿論監督必然會暴露北京的陰暗面,作為市長,我雖然臉上無光,但暴露了問題,市政府才有了解決問題的壓力和動力。這是幫我工作,也是推動我的下屬和我一起去做好工作。

　　譬如最近,我就在關注北京出租車的“份子錢”(管理費)為什麼這麼高,出租車司機為什麼會叫苦不迭。靠著市政府研究室的幫助,我大體搞懂了,北京一度有1400多家出租車公司,後來壓縮到200多家,有段時間,北京有過“倒騰”出租車公司營運執照的風氣,營運執照一倒手,就能賺一大筆錢。結果營運執照越倒騰越貴,那些花了大價錢搞到執照的人,必然想在最短時間內把正常投資和加價購買執照的費用,都賺回來,於是,這筆“倒騰”執照的費用就被轉嫁、分散到出租車司機頭上了,的哥、的姐每月交納的“份子錢”,自然被定得很高。怎麼解決,需要統籌考慮。

　　(這次談話,筆者曾問王岐山:你到北京之後,怎麼會瘦了這麼多?)王說:可不是,到北京工作後,我瘦了十七八斤呢!我夫人看了著急,說,這是怎麼搞的,催我趕緊去檢查。我去查了,你猜怎麼樣,過去不正常的血脂,現在正常了；原來輕微的脂肪肝,現在也消失了。你看,多幹事不會吃虧的。

　　儘管我不大願意接受專訪,但到了北京,這電視曝光還是太多,搞得我現在都不敢隨便上街了。過些日子,我請你吃飯,但我只能請你在市政府的小食堂一起吃個便飯,邊吃邊聊,你可別寫我的什麼專訪……

　　我後來始終沒敢去叨擾王岐山的這頓飯,我知道,他實在有更多更加重要的事要做,有更多更加重要的人要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