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庭審是2007年的7月6日,彭宇開始覺得自己「一個人搞不過他們」,所以請來了媒體。事件就此急轉直下。

　　　　彭宇找到「西祠胡同·南京零距離」的版主周桂華,對他講述了自己「好心救人反被誣陷」的故事。媒體出身的周桂華出於職業敏感覺得這個選題很有典型性。

　　　　於是在彭宇案第三次庭審前,南京十多家平面媒體和幾家電視台的相關記者、編導收到了周桂華的短信報料。

　　　　一位在鼓樓區法院的宣傳工作人員回憶,彭宇案的前兩次庭審並沒有引發什麼媒體關注,轉折點是第三次開庭。那天他寫了關於彭宇案的通稿準備發,但一下來了十多家媒體,而且報道角度幾乎都站在彭宇的角度,質疑判決。

　　　　同時,彭宇請來了陳二春作為救兵。陳二春在出庭作證陳述時,因受到徐壽蘭說「在場的不是這個人,他在撒謊」的刺激,出來後有媒體記者問:「以後遇到這種事還會去做好事嗎?」他感慨:「如果這種事情再持續下去,我要想一想。」陳二春感染了媒體和受眾。「扶人卻被判撞人賠錢南京小伙好心沒好報」、「男子攙扶摔倒老太反成被告判賠4萬」之類的報道相繼刊發。指向明顯:彭宇沒有撞倒老太太,而只是把她攙起來了。2007年9月3日,南京鼓樓區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一審判決,推理認定徐壽蘭系被告彭宇相撞受傷,酌定彭宇補償徐老太損失的40%較為適宜,彭宇需給付45876.36元。

　　　　這份判決書很快在互聯網上流傳起來。其中一段對彭宇與老太太是否相撞的陳述理由被指責「用所謂常理取代法律條文判案」。「如果被告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僅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實經過並讓原告的家人將原告送往醫院,然後自行離開。」民事訴訟法學者孫邦清從法理上糾正了網民排斥「適用常理」的觀點,但就判決書而言他也不得不質疑:「怎麼可以運用對人的惡意揣測作為日常經驗呢?說得上綱上線一點,這是違背我們提倡的社會主義道德的。」西祠胡同上的網友「宋公明」看這個判決書覺得「太離譜了」。「我們說日常經驗的適用必須是雙方面的。要是只從受害人出發,那就是法官的屁股沒坐對。」隨後,《史上最弱智判決將把人性引向惡》等言辭激烈的評論相繼在網絡出現,激烈的道德審判,在眾網友的應和聲中將「彭宇案」推向高潮。

　　　　對判決結果的不滿轉為對徐老太太一家的話語暴力。9月6日徐家的電話、地址以及潘輝的手機和工作單位就被公佈在網上。對立

　　　　於是,彭宇案中出現了一場饒有意味的對立:司法指責媒體渲染司法不公,媒體則暗示和質疑判決中的疑點。

　　　　南京法院系統認為:一些媒體為了炒作賣點和提高收視率,置社會責任、宣傳紀律和職業道德於不顧,未對該案作全面、客觀和真實的報道,擅自發佈彭宇見義勇為受冤枉的不實報道和傾向性報道,嚴重誤導了社會公眾,嚴重影響了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和司法權威,挑戰法律的應有尊嚴。

　　　　法院方面表示:由於媒體帶有傾向性的報道,媒體和網民的態度一邊倒,幾乎都認為被告彭宇是見義勇為,彭宇做好事反而被人咬一口,法院判決冤枉了彭宇。很多不明真相的網友用激烈的言辭抨擊和質疑法院審判不公,辱罵和威脅法官,並煽動網民為彭宇捐款以示支持。

　　　　法院列出了部分媒體的三大「罪狀」:使很多人產生了「好人不能做、做好事要賠錢」的錯誤認識,引發了人們的道德危機感,影響了和諧社會的創建；使社會公眾誤認為司法不公,嚴重損害了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影響了中國的法治進程；一些網民將我院部分電話、原告家庭住址及電話在網上公佈,使法院正常的辦公秩序被嚴重干擾。

　　　　而南京一位報道該案的記者則站在媒體角度闡述了他的疑問:宣判時法官上來的第一句話:我們的判決是經過本院合議庭會議合議的結果,這種簡單的案件一般是不會合議的,我就震住了。

　　　　該記者透露:宣判完,法院研究室主任跟我們講,大家只要報一個判決結果,不要對判決書的內容作質疑。南京幾乎所有媒體都到場了,記者們都明白這是話裡有話。而且宣判離上次開庭等了兩個月,一般判決絕不會等那麼長時間的。整個過程都讓我們不得不懷疑。

　　　　在一些記者看來,判決沒有釐清此間的諸多疑點。「你說,作為一個機密材料的筆錄,怎麼會丟了呢?同樣,怎麼能讓外人拍呢?如果撇去一些確有傾向性的標題不談,媒體只是將這些疑點暴露出來。」反思

　　　　知名法學家張衛平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原則上,不是親理案件的法官,就沒有資格認定案件的判決。現在網上對這個案子議論和細節分析的言論很多,當它已經成為政治案件或社會事件後,許多人願意參與是因為可以從這個案子上各取所需。「例如像我這樣的法律專家,正好可以宣傳訴訟的原理原則。更多的人是一種心理發洩,對這個道德環境低下的社會持一種悲觀、失望的態度,又剛好有這樣一個事件印證了他們一貫以來的想法。」「我們不能說這樣炒作好不好,因為它確有心理市場的需求,人們就是對人際關係不信任,對法官不信任,司法沒權威。這個案子主審法官承擔的社會壓力之大,是西方法官所不能理解的。由於我們本身司法體制的問題,在這樣的社會事件中弄清真相幾乎是不可能的,法院判決肯定會受到影響。」張衛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