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猜想，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

　　───作家、阿根廷國家圖書館前館長博爾赫斯

　　公共圖書館是地方的資訊中心，備有各種知識及資訊供讀者取用。

　　公共圖書館提供無私的服務，不因年齡、種族、性別、信仰、國籍、語言或社會地位而有差異。少數民族、身心障礙人士、住院病患、在監人士等，有事實上的困難，無法利用常態性的服務及資料時，公共圖書館應針對他們的需求，提供特別服務。

　　館藏及服務不應屈從任何意識形態、政治或宗教的審查，也要抗拒商業行為的壓力。

　　───摘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1994年版)

　　“不敢說我們是國內最好的圖書館，但是它確實是最昂貴的。”深圳圖書館館長吳晞說。

　　耗資8億元、占地5萬平米、國際知名建築師磯崎新設計、亮出“公共圖書館”的旗號，這些都使得深圳圖書館的新館備受矚目。

　　“你們館長說免費”

　　深圳圖書館“最貴”的稱號很快就會拱手讓出。計劃于2008年完工的廣州圖書館新館將更大───9.8萬平方米，更貴───不含征地費的純建設費用8.4億元。但深圳圖書館仍然在一個數據上保持領先，他們每年購書經費是廣州圖書館的兩倍。

　　8億元的建設投資足夠深圳圖書館買40年書，但2000萬元的年購書預算與之前每年300萬的購書預算相比，提高了近6倍，這個數字在國內的圖書館中也顯得很“富有”。

　　深圳圖書館新館開張前，吳晞就放出話來：深圳圖書館要做“公共圖書館”。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公共圖書館”意味著什麼，吳晞的另一個說法就更容易理解一些：“進館可以不帶錢包。”───按他的理解，公共圖書館的第一個要素就是“免費”。

　　7月12日，深圳圖書館新館開張當天就有近5萬人進館。一個月後，每天進館人數還穩定在1.3萬人左右。

　　但開館當天就有誤會，有人跑到館內的飲料攤喝飲料不給錢，“他說你們館長說這是免費的。”吳晞也覺得好笑。

　　吳晞說的免費，是指對市民對圖書館藏資源的使用不用花錢。“我們一張借書証成本大概是十三四元錢，原來准備收10元，後來規定20元。現在免掉了。”吳晞說。

　　更多人對“免費”的態度是───不相信。“很多人不信到這里可以不花錢，就不相信。”吳晞很鬱悶，“他們怎麼就不是理直氣壯地來用這些書呢？小心翼翼地、謹謹慎慎地，過來問你一個問題。就這種心態。”

　　“這是我們幹公共圖書館的人的恥辱，沒有讓人們明白公共圖書館是幹什麼的。”吳晞說。

　　吳晞認為，公共圖書館的第二個要素是“開放”──“市民不需要任何証件，不需要任何手續，都可以進館看書。”

　　但轄區的派出所對此有意見，“他說，你怎麼縱容三無人員呢？你不光不協助我們治安，還讓大家都能進，萬一有什麼小偷、流氓、精神病之類無理取鬧怎麼辦？”吳晞笑著說。

　　開館當天，圖書館還真丟了東西。吳晞通過監控錄像，眼睜睜看著一個人將供市民無償使用的電腦液晶顯示器塞進包里拿走了。

　　“明顯的精神病，我們恐怕得攔一下。”吳晞說。在老館的時候，有次中央台的記者去採訪，吳晞特意叮囑館員維持好秩序，“結果一個市民犯起病來，一邊脫衣服一邊跑，幾個保安都追不上。”

　　“你必須把他請出去，不然別人怎麼讀書？要是不發病在那看書，自然不會有人管他。”

　　吳晞心目中，公共圖書館的第三個要素是“平等”───“不分三六九等，不分貴賤貧富，都可以享受服務。”

　　“有的人很不注意，穿著背心、拖鞋，穿著睡衣，就進來了。”雖然他覺得這樣實在不文明，門口的“讀者須知”也寫著要求衣著整潔，“廣東的習俗也就是這樣子，就不做強制性要求了。”

　　為了方便盲人，圖書館建了一個全國最先進的盲人閱覽室。除了有盲人書籍，還有盲人專用的電腦。但開館一月多，來的盲人不多，閱覽室的門也常關著。“有盲人來了才開門。”附近服務台的館員說。

　　吳晞打算跟殘疾人聯合會聯系一下，讓他們來參觀，“到時人會多一點”。

　　“國外大學人沒那麼多”

　　深圳圖書館新館遇到的最大爭議是兒童的問題───目前這里禁止14歲以下兒童進入。

　　建館的時候，深圳圖書館新館根本就沒有考慮要建單獨的少兒閱覽區，更沒有相應的游樂設施。

　　剛開館時，圖書館並沒有阻攔小孩進來，結果，“孩子來了後，就成了游樂場，樓上樓下連跑帶喊。”

　　“看書的讀者非常強烈地投訴。”吳晞說，“我們只能向在館里讀書的人傾斜，尊重他們的意見。”

　　于是，深圳圖書館重申當年的老規矩──“14歲以下兒童謝絕進館。”

　　“實際上，並沒有嚴格執行。”對太小孩子，一定要進館的話，就由館員帶著參觀；大一些的，自己說滿14歲了，也讓進，“看著不像，不像就算了，也不那麼嚴格。”吳晞這麼跟門口的保安交待。

　　這種模糊處理規條的做法，在圖書館領域不罕見。

　　美國公立大學的圖書館都向公眾開放，不需要出示任何証件。有些私立大學不對外開放，但實際操作中並不嚴格拒絕外人進入。哈佛大學是私立學校，原則上只有老師和學生才能進去，但市民進去也不會被拒───門衛沒有檢查証件這項工作職責。

　　與此對應的是，近年來“大學圖書館是否應向公眾開放”屢屢成為熱門話題。

　　“國外大學，人沒那麼多。”中山大學圖書館前館長趙燕群認為這是國內外大學圖書館的根本差異。與北京大學圖書館等一樣，中山大學圖書館不對外開放。

　　“按照國家給中山大學的撥款，讀者數已經多得不得了，所以很長時間內，甚至連繼續教育的那些人都沒給借書証。”趙燕群認為，如果全部開放，藏書的數量、座位的數量等都遠遠不能支持。

　　“全部開放等于誰都沒有。”趙燕群態度很堅決。

　　對讀者來說，座位有時並不那麼重要。在美國舊金山公共圖書館，很多人坐在地上，雖然也有空位。甚至還有人躺在地上看書，前提是不影響別的讀者走路。

　　至于藏書，舊金山圖書館也經常有借書借不到的情況。系統顯示書還在館內，但就是找不到。

　　美國圖書館的防盜措施並不出色，而讀者想借多少就能借多少。讀者真要將書拿走，也就拿走了。有學者將美國圖書館的開放和“麻痺”歸結為他們政府花的錢多，有充足的財政基礎，雖然有很多圖書丟失，圖書館仍然要保証盡量滿足公眾的讀書需求。

　　“畫條裙子才能拿出去”

　　中國的圖書館學也曾走過美國模式。

　　中山大學教授譚祥金曾任北京圖書館(1998年改名為國家圖書館)副館長。1959年，他考入武漢大學，讀圖書館學。據他回憶，1949年前的圖書館學還是以美國模式為主，因為幾個主要教授都有美國求學的背景。

　　1949年後，中國的高等教育全部套用蘇聯模式，圖書館學也逐漸“用蘇聯的那套來改造傳統的美國式的圖書館教學。”譚祥金說。

　　有學者分析，蘇聯模式是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之上的、高度集權的政權的產物，為當政者服務、為機關服務，而不會太多考慮弱勢群體、普通民眾。在這種思路下，圖書館的建設更像政績工程。

　　譚祥金1963年到北京圖書館工作，1973年至1987年擔任副館長。據他回憶，當時社會科學方面的圖書到館以後，都要被分為公開、參考、內部三種類型，再根據這三種類型劃分不同的讀者。

　　“比如《金瓶梅》，街上到處都是，但那個是節本，不是全本。北圖的《金瓶梅》最全，但肯定不會全部拿出來。只有研究《金瓶梅》的人才能看。”

　　“那個時候，特別是‘文革’中，很滑稽的。科技期刊上有穿三角褲的，我們都要畫上條裙子才能拿出去。”譚祥金笑起來。

　　趙燕群在“文革”時從事外文期刊工作，雖然都是科技雜志，但法文雜志里還是有很多時裝。“我能看，但要給別人看的話，就要找牛皮紙貼起來。”趙燕群笑著用手比劃，“凡是有時裝的，我都要貼起來，因為那是資產階級的。”

　　令深圳圖書館館長很苦惱的少兒閱覽的問題，根源也在蘇聯模式。

　　美國並不設專門的少兒圖書館，而是在公共圖書館中設單獨的少兒區，不僅會有少兒圖書和顏色鮮艷的書架，還會有一些游樂設施。

　　但蘇聯並不這樣，而主張在大城市建專門的、大型的少兒圖書館，跟成人圖書館完全分開。“少兒館管少兒館的事，成人館管成人館的事。”吳晞解釋。

　　中國照搬了蘇聯模式，文化部還將大城市有無少兒館作為考核評估標准。在這種思路下，深圳市也建了單獨的少兒圖書館。“原來我們在一起，樓下就是少兒館，樓上就是成人館，比較簡單。現在搬到這里就隔得比較遠了。”吳晞有些無奈。

　　“我們想彌補一下。”吳晞打算在館里找個合適的地方建個少兒閱覽區，“至少可以幫助那些帶著孩子來圖書館看書、孩子沒地方放的人。”

　　“老一輩都懂，只是難實現”

　　近年來，在國內圖書館領域發生了兩件影響較大的事件───國家圖書館事件和蘇州圖書館事件。

　　2004年10月，暨南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周繼武在《南方周末》上發表《國家圖書館借書記》，講述了他在國家圖書館遭遇不公正對待；蘇州圖書館事件，則是2005年初，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在網絡上發帖子，憤怒地講述了他為了借閱善本與蘇州圖書館交涉半年而不得的過程。兩個事件都引發了大規模的關于圖書館的討論。

　　在這些討論中，一些年輕學者經常提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就好像除了他們就沒人知道似的。”這讓譚祥金有些惱火。

　　這位北京圖書館前副館長認為，年輕人以為老一輩不懂公共圖書館，其實他們都懂，只是難實現。

　　1980年到1982年，為籌建北京圖書館新館，譚祥金去澳大利亞學習建館經驗。他不僅研究了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還去考察了堪培拉市立圖書館，以及下面的社區圖書館。

　　但回到中國，譚祥金發現還是很難照搬澳大利亞的那套方法。

　　1988年，譚祥金從北京圖書館調到廣州中山大學。當時一批“計劃單列市”的圖書館長到廣州開會，譚祥金介紹了澳大利亞的總分館制。“大家都非常感興趣，說回去之後試試看。結果一個也幹不起來。”

　　辦公共圖書館究竟難在哪里？

　　在譚祥金看來，中國的財政和人事體制是制約公共圖書館發展的原因之一。

　　譬如分館制，譚祥金舉例。在堪培拉市立圖書館系統中，圖書館的資金完全由市政府承擔，分館館長由總館任免，分館事務由總館統籌調配。中國的財政體系是“分灶吃飯”，市圖書館的經費由市負責，分館的經費則由區負責。如果區財政緊張或不重視圖書館，就很難保証分館的正常運作。

　　吳晞的日常事務中，行政工作占了很大比重。作為館長，他甚至還需要簽定《計劃生育責任書》。

　　譚祥金對這個也有怨言，“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館長只需要操心自己的業務。即使圖書館失火，那也只是治安員的事情，不會去追究館長的責任。”

　　在吳晞和譚祥金看來，想建公共圖書館，更重要的得要有錢，資金不夠，是導致國內很多圖書館無法“公共”的主要原因。

　　就任館長之初，吳晞覺得自己更像經理，“首先要想怎麼去搞錢───下個月獎金發不出去了怎麼辦，年終獎別人發了2000塊，我們怎麼樣也要湊1500塊錢出來。”在他看來，國家圖書館事件實際上就是創收的問題。“它的經費只夠60％，另外40％要自己去籌。”

　　“‘創收’這個詞香港同行都聽不懂，我跟他們講是‘tomakemoney’，就是‘找錢’。”吳晞笑著說。

　　在吳晞看來，現在很多圖書館在這些小項目上收費是撿芝麻丟西瓜，“無論怎麼講，國家的撥款是最重要的，爭取社會資助、社會支持是最重要的，這是西瓜。”

　　譚祥金看法更直接，他明確點出政府應負主要責任。

　　“圖書館創收是1978年開展‘以文補文’活動後開始的。”譚祥金分析，“主要原因是一些領導人和主管部門對圖書館事業不重視，圖書館事業的地位得不到應有的承認，經費沒有法律保証。”

　　譚祥金認為，我國圖書館進行創收活動，雖然對緩解個別館的經費緊張起到過一些作用，但整體效果並不好，特別是目前還存在大量低收入人群的情況下，這種做法更不應該。

　　“公共圖書館眼睛是向下的，主要服務于那些沒有機會讀書的人。書是給人看的，公共圖書館是‘天下之公器’。公共圖書館還是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制度，代表了民主精神，代表了民治民享的思想。”吳晞說。

　　國內部分圖書館特殊限制

　　○國家圖書館

　　中文第一外借庫和外文圖書外借庫的申請條件為具有中級及其以上技術職稱、處級及其以上行政職務、研究生及其以上學歷的中國公民。

　　○上海圖書館

　　境外出版或部分港台出版的中文報紙須憑規定的介紹信借閱，並需要注明研究的課題和介紹信有效期，如需複印必須征得該室工作人員的同意，辦理登記手續，注明複印內容。

　　○廣州圖書館

　　因工作(或個人研究)需要閱覽參考書刊(內部參考資料)，憑單位証明或個人証件，經工作人員審核同意後，僅限室內閱覽。外文借閱區圖書，憑外文借書証外借。每次限借2冊，借期1個月。具有高級職稱或處級以上職務的讀者每次可借圖書5冊，借期2個月。

　　○深圳圖書館

　　部分資料概不提供外借服務。

　　怎樣才能拿到讀者証？

　　○中國國家圖書館

　　讀者卡工本費20元，注冊費10元／年，中文外借押金100元，外文外借押金1000元。

　　○上海圖書館

　　讀者証工本費10元；普通閱覽功能5元／年；普通外借功能10元／年，押金100元；參考閱覽功能25元／年；參考外借功能50元／年，押金1000元；臨時參考閱覽功能5元／月。

　　○廣州圖書館

　　中文借書証工本費5元，保証金本地居民40元，外地居民、軍人和外籍人士60元，借書証每年驗証費2元。

　　○深圳圖書館

　　各類証件首次辦証免費，補証工本費10元，中文文獻外借功能押金100元，外文圖書外借功能押金200元。

　　○大英圖書館

　　免費申請。申請者需提供在英國居住的証明，包括有效的賬單、銀行証明、駕駛証或者國籍証明文件原件。

　　○紐約公共圖書館

　　可通過網絡申請，第一個問題是：“你是否在紐約州生活、工作、學習或者納稅？”，回答“是”並選擇同意為所有信息負責後，可免費申請讀者証。如果在第一個問題選擇回答“否”，則需要支付100美元年費。

　　○香港公共圖書館

　　香港居民出示身份和住址証明文件，免費申請圖書証。訪港旅客提供旅行証件和香港居民的擔保，並交納130港元保証金，可以申請臨時圖書証。

　　紐約公共圖書館是由5間中央圖書館和包括大學圖書館、社區圖書館在內的81間分支圖書館構成的公共圖書館體系(本報資料圖片)

　　由著名建築師磯崎新設計的深圳圖書館總造價超過8億元，相當于該圖書館40年的購書經費

　　萬靜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