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隱世於喜馬拉雅山麓最後的香格里拉——不丹王國，由於新老國王自願放棄其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特權，而通過全民普選國會議員一舉嬗變為世界上最年輕的議會民主制國家。然而，在歷史的長河中，像不丹這樣順利向民主轉型的例子實在是鳳毛麟角，而在當今世界很多地方，如泰國、緬甸、巴基斯坦，民主的進程充滿了反覆、非議和流血鬥爭。

　　　　據粗略統計，始於19世紀初的「民主化長波」到1920年為止，導致了民主在約30個國家取得勝利，然後，由於威權主義復辟和法西斯主義興起，到1942年止，民主國家的數量降到了約12個；二戰後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民主國家增加到30個以上，但不久後，又有許多民主政權垮臺；始於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規模空前，但在新世紀還是出現了威權反撲的現象，如前蘇聯國家篡改民主政體以及拉美近年來的「向左轉」風潮。

　　　　數年前在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興起的「顏色革命」，由於反對派造勢及執政過程中存在的朝野對峙、爭權奪利甚至流血問題而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無法進一步有大的作為。大大小小的威權統治者也不失時機地對此加以利用以恐嚇人民，力圖維持現狀。更為弔詭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威權殘忍的一面會漸漸褪去，留下的往往是溫情的回憶——蘇哈托死後所享受的國葬和大量的溢美之詞就是明證。那麼，是什麼在決定著從威權到民主的演進方式？如何才能將轉變成本減至最低？如何看待在某些國家甚囂塵上的「威權懷舊症」？

　　　　威權的容忍

　　　　和專制體制相比，威權下的個體擁有了一些選擇的自由，甚至被允許私下對統治者冷嘲熱諷。但威權體制最大的問題是，它剝奪了人民自由選擇統治者的權力，人民在對現實不滿時，只好期待下一位統治者是「明君」，而「任何假定存在超人或英雄美德的政治制度只能產生罪惡和腐敗」。事實上，好的制度比好的領袖更重要。陳水扁再猖狂、再狡詐，也不敢隨便調動軍警鎮壓人民，不敢賴著不下台，軍隊也不敢政變，這就是制度之力。

　　　　而對掙扎於威權淫威之下的國家和民眾來說，相比造成重大破壞的革命方式，類似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選敗下台的不流血方式更值得推崇。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固然需要方方面面的條件，但威權的容忍和審時度勢是必不可少的。歷史經驗證明，領袖個人的良知往往可能在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起很大作用，華盛頓、佛朗哥和蔣經國都是很好的實例。

　　　　以台灣地區的情形為例。台灣地區的民主化歷程，雖然有過雷震和許多黨外人士的奮鬥與抗爭，對當局形成強大的壓力，但如果不是蔣經國臨終的最後半年大發慈悲，由上而下地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台灣地區的民主化轉型是否會在1988年就開始，恐怕很有疑問。

　　　　在蔣經國執政後期，大批台灣本土精英和青年才俊開始被重用，紛紛走上政治舞台；台、澎、金、馬地區「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舉和改選亦不斷擴大對黨外的開放；對於黨外勢力的挑戰，蔣經國本人也持相對寬容的態度，主要通過司法渠道處理應對，而不再重施其父向群眾與學生開槍、搞大規模政治迫害的故技，與此相應地，公民社會成長了。

　　　　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在台灣圓山飯店成立。台灣情治部門立即呈上反動分子名單，蔣經國未批，他淡淡地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當有人質疑「這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時，蔣答道：「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此時的台灣社會，雖然經濟高速發展，但民主呼聲已經很高了，特別是台灣本土人，他們迫切希望能參與政治，為此不惜採用極端的手段。如果繼續推行威權統治，難保不會發生大亂子。所以也可以說，台灣地區的政治轉型是統治者在內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面對逐漸增大的壓力的情勢下，基於對容忍成本和鎮壓成本的考量所做出的理性策略選擇。

　　　　但是，並非所有威權領袖在此情況下都會順應時勢，自動放棄權力。對於一個沒有人文素養和人文關懷的統治集團而言，更大的可能是，它會用鎮壓和逮捕來應付眼前的危機，並用「擊鼓傳花」式的權力更迭來拖延解決問題的時機。最要命的是，但凡威權統治者，哪怕開明如蔣經國，都很難聽到不同的聲音，正如張國榮在《紅色戀人》中的那句台詞：「他只能聽得見槍聲。」這樣的話，最高統治者往往昧於形勢，被自己一手製造的歌舞昇平景象所迷惑，產生權力幻覺，對變革的要求反應遲鈍，最終延誤和平解決問題的時機。

　　　　而威權領袖不同的應對方式，不僅會影響這個國家的民主進程，更根本的是，它會影響這個統治集團在未來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一般來說，極權或威權的政黨垮臺以後就很難在新的政治環境中生存，起碼部分政治人物被審判、原有政治勢力分化瓦解在所難免，但是台灣地區的情形有所不同：國民黨雖被分化但主體部分仍得以存在，並且號召力仍然很大，現在，百年老黨重新煥發出生機和活力。正是借助原先執政時相對的「非殘暴」和對台灣地區民主的貢獻，國民黨並沒有被徹底地清算，仍然獲得了在民主制度下生存和發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