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稻播種面積的連年下降也能說明問題。近兩年來雖然國家採取了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但早稻播種面積仍連續兩年出現下滑。據新華社3月13日的報道，農業部對近期部分地區種糧意向調查顯示，今年早稻面積仍呈下滑趨勢。筆者早在去年10月份就預測早稻播種面積下滑將成為一種趨勢，農業部的調查初步印證了這種判斷。早稻播種面積的下滑根本原因在於糧食價格偏低，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相差太大，務工人數的持續增長造成農村勞動力緊缺。而雙季稻(早稻和晚稻)由於季節緊、勞動力需求大，受到勞動力緊缺的衝擊也最為明顯，雙改單(只種單季中晚稻，不種早稻)的趨勢愈來愈明顯。

　　政府顯然也看到了種糧比較效益過低的現實，作為一種縮小比較效益差距的措施，今年提出要防止務工收入增長過快。這招致了一些社會人士的批評。批評者指出，中國GDP20多年來平均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農民工工資20年卻基本沒有什麼變化。這麼多年來，農民進城務工已經夠艱難的了，甚至需要總理出面討要欠薪。近年由於“民工荒”的出現，農民工工資才相對有了較快的增長，但絕對水平仍然低下。壓低農民工工資無論如何是沒有道理的，並且也與城市化發展的大方向不符。筆者認為拋開道德批判不談，農民工工資基本上是由市場決定的，政府的調控不一定能夠奏效。近年農民工工資上漲主要是勞動力緊缺導致的必然結果，而非工廠老闆良心發現，主動提高工資。因此既然務工收入長期增長的趨勢不可避免，那麼為了縮小務工與務工收入之間的差距，政府還得從更快地提高務農收入著手。如果不能更大幅度地提高最低收購價(袁隆平曾提出稻穀收購價100元/百斤都不算貴，但是若國家最低收購價更大幅度地提高的話，又會在客觀上推高糧價，與抑制通脹相悖)，提高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應是一個辦法。3月27日召開的全國農業和糧食生產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家決定在今年預算安排“三農”投入5625億元、比上年增加1307億元的基礎上，中央財政再增加252.5億元投入，主要直接補貼給農民，採取10項重要措施，支持農業和糧食生產。但是這些補貼措施分攤到8億多農民身上，激勵效果仍然有限。

　　因此，筆者認為此次政府在春耕備播前進一步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雖然有其正面積極意義(前幾年的最低收購價的具體水平都是在糧食生產已經進行之後出台，個別年份甚至在糧食接近收穫期才確定)，但是其絕對價格仍然偏低，在農資價格大幅上漲、種糧比較效益仍然低下的情況下，難以起到對種糧農民實質性的激勵意義。今年的糧食增產仍然面臨較為嚴峻的考驗。如果今年新增的糧食供給下滑(實際上中國糧食生產已經經歷了歷史罕見的連續4年增產，進一步增產的難度愈來愈大)，在整體物價上漲形勢難以得到根本性扭轉的情況下，下半年糧價快速上漲局面將難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