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妥協式轉型中，經濟發展促成了中產階級的崛起，在當權者無意改革時，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通過社會運動表達民主訴求。威權政府在屢次鎮壓無效的情況下，只能與勢均力敵的反對派達成妥協，向民主轉型。這種模式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模式的結合，韓國是其典型。

　　在韓國，美國的影響力和社會運動是促成民主轉型的兩大關鍵。1945年以來，韓國在美國占領和支配下全面引進美式民主，但是不斷被個人獨裁和軍事政變所中斷。韓國60年代啟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促進了經濟發展，到80年代完成了工業化。工業化推動著城市化進程，城市中產階級不斷發展壯大，所占全國人口比例由1960年的20%上升到1980年的48%。

　　1979年10月釜山和馬山爆發大規模學生運動，樸正熙政權在如何應對方面出現分歧，最後主張和解的中情局局長金載圭刺殺了力主鎮壓的總統及其警衛長。國務總理崔圭夏代理總統職務，他廢除第九號總統緊急令，解除對民主人士金大中的軟禁，釋放政治犯，表示將盡快修改憲法，一度出現“漢城之春”的民主趨勢。

　　但軍方的溫和派和強硬派對修憲分歧嚴重，強硬派全斗煥發動政變，逮捕了主張修憲確立民主政府的溫和派領袖鄭升和，並控制了內閣。從1980年3月起，學生、工人運動持續不斷，光州學生市民運動最為活躍，他們要求全斗煥辭職並盡快實現民主。後者實行戒嚴，逮捕運動領袖，並進行血腥鎮壓。

　　為消除光州事件陰影，政府頒布旨在解禁的《政黨法》，並對政治犯進行特赦和減刑，還在1985年2月舉行國會選舉。選舉中，建黨不足1月的新韓民主黨成為最大在野黨，成為體制內與執政黨民主正義黨制衡的關鍵力量。此後該黨不斷發動在野小黨、學生和市民，對政府施壓，呼籲修改憲法，實現總統直選。

　　1987年，全斗煥以新韓民主黨10余名議員脫黨另立門戶為借口，聲稱在野黨分裂使修憲不可能，要推到1988年9月漢城奧運會後再考慮。此舉激起了聲勢浩大的民主化抗爭。1987年6月，漢城學生市民舉行示威游行，目標直指修憲和總統直選，美國也警告政府不得像光州事件那樣動用軍隊鎮壓民眾運動。政府做出了妥協，6月29日，執政黨總統候選人盧泰愚發表民主宣言，提出與在野黨合作迅速修憲，舉行總統直選；為擴大和保障國民基本人權，執政黨將與人權團體對話，並修改《新聞基本法》，開放新聞自由。

　　此後韓國上下開始了修憲討論，10月27日，新憲法經公民投票以93%的高票通過，該法取消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力，恢複國會的國政監察權，擴大公民的政治自由權。12月16日總統直選中，由于反對派金大中和金泳三意見相左，導致在野陣營力量分散，執政黨候選人盧泰愚贏得大選。這樣，在奧運舉辦前夕，韓國回歸民主政治軌道。

　　 反思民主轉型

　　民主轉型路徑的差異性，使轉型國家所確立民主的穩定性存在差別，在鞏固民主道路上遇到的問題也大不相同。在以上7國中，轉型最為成功的當屬西班牙和韓國，兩國的民主憲政安排都經過了各派代表協商，西班牙甚至還提交全民公決達成了共識性憲法，避免未參與進程的派別日後提出修憲要求。而智利雖然順利實現民主過渡，但皮諾切特在離任前提出其交權的條件，保留軍隊司令職位和索要終身參議員職位，把民主轉型過程拉長到1998年他交出軍權。巴西則是在反對派嚴重受制于軍方的情況下接受總統間接選舉和制憲，憲法中不可避免地仍然反映了軍方的實際權力。阿根廷保留舊憲法的做法更為民主帶來隱患。

　　民主選舉是“第三波”民主的關鍵。轉型前威權政府的中央權威的起源和維系都不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自身缺乏合法性。而民選解決了合法性危機，確立了民主政體。但這種程序性民主大多是精英選擇的結果，在三種轉型中，執政黨或者反對派的精英們起了主導作用，大眾成了民主舞台上的配角，大眾民主的缺失致使民選政府不時地淪為某些利益集團的傀儡，這造成了有的國家社會的分裂和動蕩，這其實不是民主本身的問題，而是民主不夠成熟的表現。

　　轉型正義對鞏固民主意義重大。威權政府下台後，新任民主政府可能會以侵犯人權罪要求加害者承擔責任，這通常能夠削弱舊勢力的政治影響力，也有利于鞏固民主。例如在希臘，軍方通過審判和監禁發動政變建立軍政府的下層軍官，重建了軍隊作為一個國家機構的威信；智利對卸任軍隊司令皮諾切特的審判，也削弱了軍方舊勢力的余威。但在阿根廷，對高層軍官的定罪和監禁對軍隊造成了精神打擊，從1987年到1990年，該國爆發4次軍官起義，削弱了民選政府的權威。這說明在鞏固民主的道路上，並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國情仍然是決定民主轉型可持續性的重要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