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後期一項重要的全球政治發展是威權政體式微並向民主政體轉型。從1974年葡萄牙軍人政變推翻軍政府開始，此後16年間民主化浪潮席卷南歐、南美、東歐和亞洲，其中大約有30個國家實現了由威權政體到民主政體的過渡，這一過程被塞繆爾•亨廷頓等學者概括為民主的第三波浪潮。

　　總體上說，轉型國家的政治領袖們通過投票這一程序民主消除了執政的合法性危機，但由于轉型路徑不同，特定政體不但在實體性民主上差異很大，在鞏固民主之路上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而轉型前的政體特征對轉型路徑意義重大。

　　就威權國家執政黨和反對派間互動方式而言，大致有三種民主轉型路徑：一種自上而下，一種自下而上，另外一種是兩者的結合。

　　政權啟動的改良式轉型

　　在改良式轉型中，威權體制下的掌權者啟動了向民主過渡的進程，這種類型需要政權中有一位革新型領袖，而執政集團中的強硬派和反對派中的激進派都能保持克制。在“第三波”中通過改良實現轉型的16個國家中，西班牙、巴西和智利可謂典範。

　　轉型前的西班牙，其各政治派別和民眾對1930年代歷時兩年多的內戰心有余悸，他們知道劇烈衝突只會導致兩敗俱傷。而1974年發生在鄰國葡萄牙的“民主化政變”，也讓西班牙掌權者意識到同類政權存在的危機。但是持續36年的佛朗哥政權確立的一套複雜制度體系和佛朗哥設置的君主政體，成為民主轉型的重要障礙。首相蘇亞雷斯巧妙地借助舊政權終結了舊體制，而國王通過改革重新賦予了君主制合法性。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為改革提供了契機。具有改革傾向的王子胡安•卡洛斯就任國王，由于其王位的合法性來自舊憲法，他保留了前政權的政治體系，但在國會演說時明確表態將啟動政治改革。面對牢牢控制軍權的佛朗哥派和對國王充滿疑慮、要求廢除舊體制的反對派，卡洛斯需要一位既不觸怒右翼又能為左派所接納的革新型首相來替換只滿足于對舊體制修修補補的內瓦羅，蘇亞雷斯正是合適人選。作為首屆王室內閣大臣、佛朗哥政權唯一執政黨“國民運動”秘書長的蘇亞雷斯對右翼來說是可以接受的；而其演說中對民主政治的呼籲也能夠吸引左派。在獲得首相任命前，他曾對佛朗哥派控制的國會發表演說：“在佛朗哥政府開始時期，我們的人民只是要求面包，今天他們以相同的方式，要求高質量的消費品，在開始時期他們想要秩序，今天他們要求自由──政治結社的自由。”政府有責任將現代民主制度所必需的機制付諸實施。而選舉對拆除舊政權、設置民主政權並賦予其合法性至關重要。

　　上任後，蘇亞雷斯提出兩條政改方案：一是制定政治改革法，為接下來的選舉制定規則；二是在1977年舉行國會選舉，然後制定民主憲法。1976年7月到1977年6月他一直多線作戰。他任命國會議長米蘭達起草政治改革法，1976年9月法律獲政府批准。但要借助這部法律清除佛朗哥體制會激起軍方的強烈反對，于是他將法律提交國會表決。為使國會接受這項將導致其消亡的法律，他通過電視發表演講，警告國會：如果沒有新的政治體制准則，社會衝突和政治混亂將會發生；只有實現政府重組、人民得以表達自己的呼聲，才能強有力地執行國家的社會經濟議程。他暗示國會，“未來尚未被描繪出來，只有人民才能完成”。米蘭達親臨國會參與辯論，最終促成該法在1976年11月18日國會投票中以425票贊成、59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並于12月15日付諸全民公決，參與投票的77.72%民眾中有94%投了贊成票。

　　接下來，他設法使反對派參與政治進程。1976、1977年，他兩次簽署法律大赦政治犯，解散佛朗哥政權的秘密警察部隊，並與工人社會黨領袖岡薩雷斯及其他反對派領袖會面。1977年1月，他會見剛獲釋的共產黨領袖卡利略，被壓制30多年的共產黨渴望接近權力中心，承諾放棄暴力手段。一位領導人表示：“過去的記憶迫使我們奉行克制政策，我們不能肆無忌憚地表達我們的意見。因為這些意見會被誤解，或者顯得有些極端主義傾向。”4月9日，共產黨獲得合法化。3月，罷工、集會權獲得合法化。為了規避軍方強硬派通過政變阻撓民主進程的風險，他首先獲取軍隊中溫和派的支持，逐步用溫和派替換占據關鍵位置的強硬派，借此贏得軍隊對改革的支持。1977年6月15日，國會選舉進行，選舉產生的國會起草了新憲法，在1978年12月6日全民公決中通過。西班牙成為快速民主轉型的樣板。

　　和西班牙不同，巴西經過16年才終結了持續10年的威權。自1964年軍人政變後軍政府上台，到軍方強硬派梅迪奇時期，巴西民眾一直生活在恐懼當中。警察與士兵組成的“死亡中隊”大肆捕殺政治犯，到1974年連活躍一時的游擊隊運動也歸于沉寂，而唯一反對黨巴西民主運動在國會的代表也遭到削減。梅迪奇靠經濟奇跡來維持其統治合法性。

　　1974年，巴西軍方溫和派占據上風，蓋賽爾作為國家革新黨候選人擔任總統。經濟頹勢使許多企業主加入反對派，令蓋賽爾意識到軍政府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他誓言要“解除獨裁壓力”，但認為巴西民主化是一個“逐漸、緩慢”的過程。他廢除了前任大部分書報檢查制度，減少政治迫害，與巴西民主運動黨達成非正式諒解。但這些民主化措施激起軍方強硬派的反彈，蓋塞爾5年執政生涯中耗時最久的行動是打擊軍方強硬勢力，掃除民主障礙。他迫使挑戰其政策的高級軍官辭職，代之以溫和派軍官。1979年1月，蓋賽爾取消了軍政府1968年制定的授權政府關閉國會的第五號制度條例，並在離任前確保溫和派將軍菲格雷多上台。

　　1979年，菲格雷多就職後表示將在他任滿離任前恢複民主政治。在其任內，他首先取消制定于1965年的“只准成立兩個政黨”的規定，頒布法令准許成立新政黨；接著大赦政治犯，廢除所有書報檢查制度。在1982年舉行的州長、州議員和國會選舉中，巴西民主運動在下院獲得了雙倍于前的席位，在參議院的代表席也增加了3倍，並控制了六州的立法機關，比先前增加了5個。但菲格雷多堅持總統要由軍方選舉委員團選舉產生，而非直接民選。1984年，巴西爆發了歷時最長、規模最大的政治運動：直選運動。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一致要求直選，但軍方堅持己見，最終反對勢力妥協。

　　1985年，民主聯盟候選人內維斯由間接選舉當選總統，新黨“自由陣線”候選人薩爾內當選副總統，但內維斯很快因病去世，薩爾內就任總統。他承認共產黨，廢除公民資格中對讀寫能力的要求，1988年又頒布新憲法，賦予除軍人以外的民眾罷工權利，將選民年齡標准降低至16歲，禁止總統用行政命令妨礙法律實施，並將下屆總統選舉時間定為1989年12月。其後總統選舉如期舉行。1990年3月15日，直選總統科洛就職，巴西完成民主轉型。

　　在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在任內開啟了民主化進程，這並非因為他不戀權，而首先是因為智利有相當長的民主傳統。自1821年制定憲法到1973年軍事政變前，智利歷屆政府均由民選產生，政黨可自由參選，軍隊不介入政治斗爭。皮諾切特的初衷是要通過選舉獲得政治上的合法性，然而事與願違。

　　其次，第二屆梵蒂岡教廷會議後，教會成為威權政府的公開反對者，而天主教是智利國教，智利85%的民眾信奉天主教，教廷的態度轉變對民眾影響很大。加上美國也敦促軍政府“通過最有效的方式向民主政府和平過渡”，美國國會曾撥款100萬美元給反對派來“促進民主事業”。

　　其三是因為皮諾切特相信自己有取勝把握。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使智利自1976年以來一直維持5%以上的增長率，此外政府控制著宣傳機器，對拉票有利。1980年皮諾切特主持制定了憲法，這部期望延長軍政府壽命的憲法卻為智利民主進程理出了框架。憲法規定，1988年，由陸海空和警察司令組成的軍人執政委員會任命一位總統候選人，提交全民公投。如果贊成票超過50%，候選人將在1989年就任總統，任期8年；否則，將在1989年12月舉行總統和議會自由選舉，而皮諾切特可以在參議院獲得一個終身參議員的席位。為了連任，1983年皮諾切特開放黨禁，與反對派開展對話，取消了15年之久的全國緊急狀態，恢複新聞和集會自由，允許政治流亡者回國，並說服軍人委員會推舉他為唯一候選人。

　　但1988年全民公投結果卻是皮諾切特始料未及的。在公投前夕，各反對黨調整策略，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反對軍政府的目標上來，基民黨、社會黨、激進黨和共產黨等16個反對黨組成“爭取反對票全國指揮部”來協調行動，並推舉基民黨主席艾爾文為指揮部發言人。反對派領導人紛紛深入偏僻農村做宣傳，並在首都聖地亞哥組織100萬人參加的抗議集會，揭露軍政府的“獨裁劣跡”。最終反對派獲勝，皮諾切特只拿到44%的選票。這樣1980年憲法和反對派獲勝確立了1989年總統大選和1990年3月權力讓渡的框架。1989年總統大選如期舉行，艾爾文獲勝，次年接任總統。皮諾切特保留軍隊總司令職務到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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