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知識分子對國家權力的態度轉變(上)

　　賀照田

　　想起來自己都驚訝，在2003年發生的事件中，最常在我記憶中浮現的，既不是“非典”，也不是美國對伊拉克的開戰，而是學界很多朋友和認識的人對國家權力態度的轉變。

　　2003年，知識分子的態度轉變

　　圍繞著2003年許多朋友與知識分子對國家態度轉變的思考，所以驚訝，是因為以毛時代在知識領域常常過度政治化和1980年代末事件為基本背景，1990年代知識界的公開表述主流是強調學術思想的自律、並在私下常常強調自己與現實國家權力的疏離乃至對立的心情。在我的印象中，這種言論與氛圍在2000年以後仍在延續，是以當2003年看到許多朋友與知識人明確表示對當時國家權力的認同，“突然”感自然非常強烈。

　　回顧1990年代中期以來知識界的各種思潮與觀念、言論動向，並對認同現國家的各種言論邏輯加以仔細考察、分析，我認識到，2003年發生的眾多知識分子開始積極認同現國家權力的現象，其實不是“突然”的，因此也不應該“驚訝”。在構成思想、知識對國家權力的理解方面，90年代後期以來知識界其實已經有了很大變化，這些變化實際上導致了知識界許多人產生了對國家權力大大不同于90年代初中期的功能賦予及期待。

　　因此，當中國國家權力表現出與這些功能賦予及期待看起來相配合的政策與承諾時，知識界的許多人便會為此配合的外在契機的出現而鼓舞，從而公開表現出自己的認同看法與歡迎熱情。可資對照的是，在此之前，90年代初中期，由于80年代末的歷史事件，和其時流行的思潮、觀念對市場作用過多的想象與意義賦予，使得知識界在國家問題上，未經更多的對中國歷史現實的分析中介，便採取了認為該盡量弱化國家權力的立場。

　　從2003、2004年許多公開表現出的，對當時國家權力反應熱情的知識分子自我解釋的言論中可以清楚看出這一點。這批在2003、2004年開始明確表現出自己對國家熱情的知識分子解釋說，2002年年底，新一代領導核心組成。在他們看來，雖然新一代領導核心剛上台時亦有“大國”、“盛世”等對中國現實包含了樂觀判斷的舉動，但很快就因對現實狀況的進一步認識而把相當注意力轉到了對中國內部諸社會危機、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注上來，並正面積極回應和承諾對從貧富分化、三農問題到環境、生態危機到醫療、教育、就業等一系列危機與問題的解決。

　　也正是以胡錦濤、溫家寶等新一代領導人對這些危機和問題的積極回應為背景，很多人善意地把新一代領導核心這一系列相關舉動、措施與承諾稱為“新政”。確實，此一變化的善意期待，構成了相當一批知識分子明確表示自己認同的決定性外在契機。

　　其時，一批自命左派者開始認同現國家，是因為他們認為新一代領導人的很多舉措和承諾與他們的看法相同。相比，一些自由主義者調整對國家的態度，其理由雖然也是因為新一代領導人對很多他們看重的問題與危機的積極回應；但細究起來，中國大陸自由主義者發現他們90年代初中期所有的很多期待都在歷史的展開中落了空，加上當代中國大陸存在的種種緊迫的社會問題與危機，都使得一部分自由主義者把希望放到中國現國家權力的轉化上來，希望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並最終實現他們對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的期待。

　　而所有這些由先前的狀態轉變為重新認同或一定程度上認同、期待現國家的變化，共有的一個背景便是：一方面中國大陸融入這個世界越來越深，也越來越離不開這個世界。但另一方面，對世界了解得越多，也使得中國知識界越來越清楚，美國所致力推動的全球化並不是世界大同的開始和對民族國家的超越，在很多方面反而要求國家職能的活躍與深化；而對世界現下各方面實際運作狀況了解的加深，及對世界某些對待中國的方式(比如“中國威脅論”)的反彈，也都逼迫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考國家問題，而這些當然也在推動相當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重新調整、定位自身與國家的心理感覺關系。

　　雖然，2003、2004年很多知識分子表現出的對當時國家很強的認同取向與熱情，因這兩年國家權力實際所作所為所發生的變化，使不少知識分子從對國家的熱情稱贊、熱情辯護，變為表述克制、猶豫，但即便如此，公開、半公開特別是私下所表現出的對國家的過分辯護與同情仍是相當普遍的，並且是現下知識界區別于1990年代中國大陸知識界的最重要的不同之一。

　　在近三四年中，如下這種談論中國中央國家權力的情況相當常見：公開表述時謹慎、猶豫，好像客觀中立，但細加體察則可判斷其言論實傾向同情乃至為國家權力辯解；此種同情現中央國家、為現中央國家辯解的傾向在私下表述里往往表現得更加充分，即把許多明確與國家有關，但又于國家不利的現象與問題的出現，解釋為派系斗爭的存在、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和國家下層權力把好經念歪了等等，而自覺不自覺通貫此中的邏輯則是為之進行善意解釋、辯護和道義賦予。

　　在初步解決了何以在2003、2004有那麼多知識分子“突然”轉向國家權力問題後，跳躍一步，來關注他們為國家解釋與辯護的內容與方式，而非著眼他們為什麼要進行解釋與辯護及其解釋與辯護的動力何在。

　　三個根本性問題

　　如前所述，這類辯護方式將引出如下認知後果：一是複雜的歷史和現實事實上被簡化為是非清楚的忠奸模式，就像80年代的歷史被簡化為改革、反改革，改革是善，反改革是惡；現在這類解釋與辯護，事實上也在把現實簡化為代表受損階層和代表既得利益集團兩個陣營，而前者為善，後者為惡。二是這種本質上的忠奸或和尚(下層官員)把經念歪了的解釋模式，雖然不乏成立的理由和原因，但作為對太多問題的解釋和答案，實際不僅無助于對這些問題准確地理解，反而阻礙進一步的解析。

　　如此評估這當中多數解釋與辯護，固然有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之嫌，卻方便我們清楚，這些看似常常不脫具體脈絡的解釋與辯護，其實常常籠統、簡化、先入為主、似是而非。並讓人疑心，這些同情者與辯護人，並沒有真的仔細想過，妨礙他們順利實現他們的目標，解決他們所欲解決的社會問題與社會危機，真的只是權力掣肘問題嗎？即使問題真的只是權力問題，那麼又該如何認識、討論此權力問題呢？如果中央權力能很大程度上被集中還是可以想象的話，那麼在現在這樣一種現實境況中，要把中央權力有效通貫到下層，並使整個權力不受既得利益集團幹擾可能嗎？如果相當程度可能，那該如何去做？而此做又應該以什麼樣的認知把握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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