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石 破 發自鄭州、信陽

　　如果沒有河南省酒業協會“攪局”，信陽市委、市政府的“禁酒令”還不會在全國引起這麼廣泛的關注。

　　信陽“禁酒令”是2007年1月初開始實行的，當時的影響僅限于信陽市內。去年末和今年初，多家媒體報道和討論信陽“禁酒令”，截至今年2月18日投票截止，在人民網評選的“2007年十大地方新政”中，信陽“禁酒令”的票數名列第二。

　　 豫酒困境

　　“我們不是反對信陽‘禁酒令’，只是質疑。”河南省酒業協會會長熊玉亮說，“酒企把情況反映到協會，協會不能不表述一下意見。”

　　酒業協會對“禁酒令”最初的異議，出現在2007年12月22日，熊玉亮在全省第四季度名牌骨幹白酒企業聯席會上的講話。他在談到“協會近期工作”時說：“針對部分省轄市黨委、政府規定的‘禁止公務人員在工作日中午飲酒，明知故犯者，就地免職’的規定(俗稱‘禁酒令’)，經咨詢這是明顯的違法行為。公務員中午喝酒，是公民個人生活領域，只要不影響工作，公共權力就不能幹涉私人生活。對飲酒影響工作的可以按《公務員法》處理，而不能超出法律規定制定文件代替法律。協會待匯集行業意見後擬向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省政府法制辦反映，要求修改或撤銷這一規定。”

　　當時，河南省除信陽市之外，還有南陽、許昌、開封、商丘、駐馬店等城市也提出“禁酒令”，另有一些城市正准備搞“禁酒令”。同時，河南省公安廳、省工商局、質檢局等單位亦在本系統內提出過類似“禁令”。

　　河南酒業協會會長熊玉亮針對“禁酒令”的這番講話，有個大背景，就是本省白酒行業目前面臨的困境。

　　河南白酒最好的光景是1990年代，到1998年達到頂峰。當時河南的白酒產量居全國第三，宋河、寶豐被評為全國名酒，還有一大批省優、部優酒。仰韶、宋河、林河、寶豐、賒店等白酒品牌都在中央電視台做廣告，每年一擲3000萬。

　　河南的白酒企業，最初都是當地政府辦的，所謂“當縣長，辦酒廠”。因為白酒的利潤率超過200%，資金周轉也很快。

　　但是，到1999年，豫酒就跌入了低谷。一是國家稅收體制調整，酒類企業的增值稅、消費稅都讓國家拿走了，地方辦酒廠的積極性不如過去了。二是從1990年代中期，河南白酒廠急功近利，從四川大量購進原酒勾兌，喪失了河南酒特有的風格，反而培育出一大批川酒風味的消費者。

　　1999年至2001年，河南白酒連續3年產量下降、經濟效益下降。1998年河南規模以上白酒企業的產量是42萬噸，到2001年只有15萬噸。

　　熊玉亮正是1999年9月從河南省輕工廳調來省酒業協會擔任會長的。

　　熊玉亮說，從2002年起，隨著制藥、房地產等業外資本的進入，河南白酒行業又逐漸好轉。但豫酒至今沒有全國性品牌，所以很難做全國市場，應從實際出發，做好區域市場或家門口市場，有選擇做一些區域重點市場。

　　既然河南白酒主要只能在家門口銷售，而白酒消費的主渠道之一又是公務、商務接待活動，各地爭相出台的“禁酒令”，便可能會影響河南白酒的“複興”大計。

　　公務用酒之爭

　　因“禁酒令”而聞名全國的信陽處于我國南北交界處，既是南方的北方，又是北方的南方。所以信陽人既有南方人的講究，表現在愛吃上；又有北方人的豪爽，表現在海喝上。但信陽公務員的工資收入全省最低，中午喝酒多數都是喝的公款。

　　信陽市的主要公務、商務接待用酒是金谷春系列酒。“金谷春”是五糧液集團的品牌，但酒的產地卻在信陽市淮濱縣，它是採用五糧液集團的酒漿原液，在淮濱烏龍酒廠勾兌灌裝的。這項合作，是10年前到淮濱縣定點扶貧的中紀委工作隊員為雙方牽的線。“金谷春”系列酒的開發成功，迅速使烏龍酒廠成為當地龍頭骨幹企業，不僅增加了縣財政收入，而且還推動了當地玉米、高粱、紅薯等相關農產品的發展。

　　據烏龍酒廠一名領導說，去年該廠的銷售收入比前年下降兩成，主要原因就是信陽搞了“禁酒令”。這名廠領導的言論見諸媒體後，因為不合當前信陽政治的大氣候，他受到縣領導申斥，令其收聲。

　　信陽市監察局局長尹建基承認，“禁酒令”肯定會對白酒企業有影響。他說：“因為信陽公務員是當地白酒消費的主體。‘禁酒令’下達後，信陽白酒的銷售如果不受影響，反而說明我們的禁酒無效果，邏輯上說不過去。但是，我們也調查過，金谷春的銷售是分片的，雖然它在豫南片的銷售受影響了，其他片沒有受到影響。”

　　河南的白酒消費市場，公務、商務招待用酒是一大塊。但公務招待用酒以“茅、五、劍”為主，處級以上幹部基本上都喝茅台。熊玉亮說，他從茅台酒廠得到的消息，茅台酒全國銷量的前三名是貴州、北京和河南。

　　熊玉亮說，河南酒的酒質還行，但是檔次低，品牌不響亮。2002年河南各大白酒廠陸續改制後，都開始主推中高檔酒。“茅台酒八九百塊錢一瓶，它就真值那麼多錢？喝茅台已經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成了面子問題。現在我們宋河的‘共贏天下’也賣到了400多元，寶豐、賒店酒也有二三百塊一瓶的，喝豫酒也不丟面子了。而且外省人到河南，都想嘗嘗這里的地方風味，喝點河南酒。”

　　因此，從前年開始，由省酒業協會策劃，河南省酒類企業的十幾名全國及省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兩會期間搞“關于在全省各類公、商務活動中使用河南名酒的議案”，連續提了兩年，熊玉亮說“喝豫酒”的提案今年還要搞。

　　他說：“政府不是沒有理睬我們，這事兒不能明說，他們實際上還是支持的。省接待辦已給過我們答複，他們挑選了部分豫酒作為招待用酒。另外，今年我們給省委書記徐光春、省長李成玉寫了信，希望兩位省領導帶頭喝豫酒。李省長不喝酒，徐書記現在每逢重大招待場合都喝河南酒，起著親身倡導作用。”

　　河南省酒業協會原為省輕工廳的二級單位，2003年機構改革後，輕工廳並入商務廳，酒業協會的業務主管單位亦隨之變更。力倡“禁酒令”的信陽市市委書記王鐵，曾當過商業廳下屬的糖酒公司經理，。2003年機構改革時，原商業廳的一部分職能亦並入商務廳，因此，現商務廳中高層幹部中，有多名王鐵書記以前的同事。

　　河南省酒業協會對“禁酒令”的質疑，本來想在今年省兩會期間搞提案，但因被媒體提前曝光，遭到自己的業務主管──省商務廳喝止，就不再搞了。

　　禁酒令是否違法

　　亢銀忠是河南德英傑律師事務所律師。熊玉亮講話里提到“經咨詢，這(‘禁酒令’)是明顯的違法行為”，他所咨詢的就是亢銀忠。

　　接受河南省酒業協會的咨詢委托後，亢律師寫了一份近萬字的《關于對信陽市政府對公務員中午禁酒的法律意見書暨酒類企業危機公關策劃方案》，大致意思是：

　　公務員中午喝酒，是公民個人生活領域，只要不影響工作，公共權力不能幹涉私人的生活問題；

　　《國家公務員法》中，並沒有明確條文規定公務員中午不能喝酒，倒是規定了對公務員違紀的處分，應當事實清楚、証據確鑿、定性准確、處理恰當、程序合法、手續完備；

　　對個別幹部喝酒影響工作的，可以按照《公務員法》依法處理，而不能超出法律規定制定政府文件代替法律；

　　信陽市規定：對違反“禁酒令”的人員，督察組可以“先斬後奏”，處理後再匯報，還可公開曝光。這是和國家歷來強調的“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定程序處理違法者”的要求相違背的。

　　亢律師萬言書的最後，建議河南省酒類企業進行“危機公關”，包括向省人大、政協、省政府、省監察審計等監督機關及媒體反映，要求上述部門進行監督，迫令信陽市委、市政府糾正其“禁酒令”。

　　然而，如果真像亢律師所言，“禁酒令”侵犯的是公務員的私權和個人生活領域，那麼由酒類企業出頭替公務員申張權利(雖然是中午喝酒的權利)，是否有申訴主體錯亂之嫌？反之，如果“禁酒令”侵害的是酒類企業的合法經營權，酒類企業當然有權向有關部門反映，要求予以監督、糾正，但亢律師的意見書里卻沒有與此相應的事實、數據和請求。

　　對這個問題，亢律師沉吟一下，然後說：“信陽的公務員要受當地政府領導，就是有意見他也不敢申訴；其他地方的公務員，只要‘禁酒令’侵害不到他的權益，他也不會申訴。”

　　亢律師的言論曝光後，在網絡和報紙、電視上引起紛紜爭議。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說：河南省酒業協會及其委托律師對“禁酒令”提出異議，這種做法值得肯定，証明了中國人法治觀念的提升。但姜又說，就具體事件而言，“禁酒令”是符合法治精神的。

　　亢律師是姜明安教授的崇拜者。對于姜教授的表態，亢律師很興奮。他說，我不反對“禁酒令”，反對的是“一刀切”。幹部中午喝了酒，下午不上班，說明政府的管理有問題。如果他下午不上班就當不成公務員了，他敢這樣做嗎？現在不讓他中午喝酒，但他晚上變本加厲地喝，喝得酩酊大醉，也會影響第二天上班，這個怎麼處理？

　　亢律師又說，如果經過充分論証，“禁酒令”確實可行，我們有必要建議人大代表搞個提案，修改《公務員法》，幹脆將“禁酒令”寫進去！因為現在各地的“禁酒令”內容不一，有的是市里出台，有的是縣里出台，還有的是部門出台，有些亂。

　　英國BBC、美國《紐約時報》、香港鳳凰衛視等境外媒體也請求採訪亢銀忠律師。亢律師很興奮，但他請示了自己所在的律師事務所領導後，謹慎地拒絕了採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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