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956年的鄧一光是當代戰爭文學的代表作家。

　　自述為“讀了5年小學，4年中學，除去『文革』學工學農學軍，正經讀了7年書，高中畢業後下了鄉，回城後在工廠當機修鉗工，和工友打賭業餘讀了兩年電大”的鄧一光，現在是湖北省作協副主席，“外表冷漠，內心激烈”。

　　鄧一光不曾有過軍旅生涯，但有評論認為他描寫的是“中國式的巴頓”。事實上，2000年以來，但凡大熱的戰爭題材影視劇中，男主人公們必定具有某種“巴頓”式的英雄主義氣概。從2001年《激情燃燒的歲月》中的石光榮到2005年《亮劍》中的李雲龍，甚至2007年《集結號》中的谷子地，莫不如此，而鄧一光的“巴頓”創作於1997年——長篇小說《我是太陽》的主人公，獨立旅長關山林。

　　在一次和朋友的聊天中，鄧一光說：“我看巴頓和別人看巴頓不一樣，我喜歡他在北非戰場落日下那些怎麼都遮掩不住的傷感，而不是他在歐洲戰場上的所向披靡以及那以後對美利堅政府表現出的桀驁不馴。這種喜歡和喜歡愷撒、安東尼奧、屈原和辛棄疾有相同之處，是對那種不肯向命運妥協的人物的興趣。”

　　鄧一光發表於1995年的《父親是個兵》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單項獎，而1997年的《我是太陽》獲第三屆人民文學獎。2007年《我是太陽》由《亮劍》的原作者都梁改編拍攝為電視劇，將於今年播出。

　　戰爭中的人性

　　《南風窗》：你的《我是太陽》《父親是個兵》等代表作都是圍繞軍人展開，但你並沒有軍人的履歷，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題材？

　　鄧一光：人類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對自我力量的狂熱肯定，一種反抗外來強迫力量介入的精神品質和行動能力，正是這些精神力量和行動能力引發了以掠奪、擴張、反掠奪、反擴張為基本目的的戰爭。人類為了主宰自己的命運選擇了戰爭，在實現自我的同時也必然會以犧牲自我和改變自己的命運作為慘重的代價。這些戰爭的特性，讓我在寫作中關注戰爭。

　　《南風窗》：你如何理解“戰爭中的人性”，以及殘酷的戰爭中英雄主義和人性之間的關係？

　　鄧一光：“子之於室，修我戈矛。”“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是戰爭中的英雄主義。“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這是戰爭中的人性。毫無疑問，英雄主義和人性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和衝突。

　　愛默生在《代表人物》中滿懷讚歎地描述了拿破侖、柏拉圖、斯維登堡、蒙田、莎士比亞、歌德這些英雄人物。他說，重溫英雄人物的事跡，追尋他們的言行，是普通人通往高尚的最有效的途徑。而普魯塔克在描繪了古希臘與古羅馬那些光芒四射的英雄人物之後說：“我對於書寫歷史沒有興趣，我熱衷於那些活生生的人。他們的表情與性格比那些輝煌的戰役更能表現他們的魅力。”上述兩個視角都具有文學的審美意義。

　　戰爭生活是人類的一種特殊的生活領域，它以一種強制性的力量讓人類置身於非常態的特殊生存境遇下，誘發和逼迫人類展示人性的選擇和被選擇，由此，它首先是人性學。

　　《南風窗》：表達“戰爭中的人性”似乎越來越成為戰爭小說和戰爭影視劇的一個特徵，譬如軍人作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細節增加，譬如愛情線索的增加、軍人家庭生活開始佔據更大比重，譬如士兵和軍官開始說髒話等等，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鄧一光：你說的小說和影視應該指的是當代國內小說和影視劇，這類小說和影視劇我看得不多，不知道你說的那些特徵。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生活細節、愛情、家庭生活、髒話，它們不能構成甚至根本不能構成人性的標準。如果它們是人性的標準，那麼文學和影視不是正在找回而是越來越失去對人性的判斷。

　　安托尼努斯大帝在《沉思錄》中寫過這樣一段話：“不能使他成為一個人的那些東西，根本就不能稱為人的東西。它們無權自稱為是屬於人的東西；人的本性與它們無涉，它們不是那種本性的完成。因此，置身於這些東西之中，既不是人生活的目的，也不是目的的亦即善的完成。而且，如果任何這種東西確曾與人相關，蔑視它們和反對它們則不是人的事。”人性的標準是個人肉體和精神的獨立性、內在性，而不是別的。

　　國家戰爭觀

　　《南風窗》：有學者評論認為《集結號》過於強調戰爭中的人性而去掉了理想性，也忽略了戰爭本身的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並且試圖塑造一種“反英雄的英雄”。例如，影片的監製陳國富接受採訪時曾說：“畢竟講的是國共內戰，我們因此特意避開其正義、邪惡之名的爭論，讓觀眾看具體故事，而不是看戰爭本身。”

　　鄧一光：人性和理想性是分割的嗎？人性的強調不正是個體生命對正義和非正義的追問嗎？人性從來就沒有完善過，當然是理想的一部分。如果真的做到了人性的強調，無疑包含著對正義和非正義的深刻質詢。

　　中國電影遠不到令受眾滿意的時候，但它的確在突破意識形態和文化認知的難關。《集結號》的意義不在於是不是講述好了一個國家統一背景下的戰爭故事，而是講述了戰爭中人的恐懼、失控、變異以及與恐懼、失控和變異不肯妥協的抗爭，這比研究和爭論戰爭是不是正義的更有意義，更符合電影這種形式。

　　《南風窗》：那麼，你如何看待戰爭體裁創作中的意識形態問題？

　　鄧一光：政治、宗教、民族、戰爭，它們不可能從我們的生活中走開，問題是作家和劇作家站在什麼立場上看待它們。以戰爭為例，政治家認為戰爭是摧毀舊體制建立新體制的需要，經濟學家認為戰爭是新經濟的動力，民粹主義認為戰爭是發揚民族自尊和發展人種質量的催化劑，如此種種，不同權利主張下的人以不同的話語解釋著戰爭。

　　實際上，不管什麼樣的解釋，有些問題無法在國家話語民族話語中得到真實的撫慰，那就是戰爭是一部分人迫使其他人服從自己意志的暴力行為，是人類世界最無法被認定和自我把握的一種狀態，甚至是人類制度中一個完整的殺戮或自我殺戮的主幹。

　　我們的主流文學一直在單純地宣揚戰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單純地宣揚戰爭中人的榮譽感和成就感，幾乎所有從事戰爭文學寫作的中國作家和劇作家都在大肆宣揚國家戰爭觀，當代唯中國如是，這種情況讓人不可思議。

　　《南風窗》：和這十幾年誕生的絕大多數軍事題材小說一樣，你的創作是圍繞國共內戰和建國前後(譬如反敵特)展開的作品，針對這段歷史，是否存在創作的“禁區”？近年來，大陸與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關係的改善和某種程度上的歷史和解，是否也影響到你審視歷史？

　　鄧一光：那段歷史應該定義為主要發生在國共兩黨之間的關乎國家統一的權力鬥爭的鬥爭史。事實上，對那段歷史的敘述是困難的，有大量的“禁區”，大量的盲點。我不太清楚政黨關係的改變是不是會影響到別的作家的寫作，但不會影響到我的寫作。

　　我寫的影視劇本有兩部是1970年代以後的軍隊題材，一部是《歸途如虹》，幾年前給朋友幫忙寫的，一部是《兵峰》，今年8月開機。我感興趣的不是軍隊這個題材，而是人。

　　西方與市場

　　《南風窗》：作為一個小說家，參與影視劇的編劇工作後，會不會更受到市場的左右？

　　鄧一光：我喜歡劇本創作這種工作，它讓我離這個世界近了一些，同時它是一種相對不錯的謀生手段。到目前為止，小說創作完全是我個人的事情，小說是寫作者在某一特定時期困惑或焦慮的敘事反映，與其說是謀略，不如說是內心困惑的外顯形式。而影視創作則是工業生產，它是謀略，而且常常是很糟糕的謀略，這個糟糕其中之一就是你得考慮拍攝方和所謂市場的糟糕意見。

　　具體到電視劇《我是太陽》的改編，我和都梁(《亮劍》作者)不是合作關係，編劇是他，導演是安建，還有演員出品方什麼的，我什麼也沒做。所以說，電視劇《我是太陽》不是我的作品，是都梁和安建的作品。

　　《南風窗》：那麼你怎麼看待近些年軍事題材劇的興起，並且廣受歡迎？

　　鄧一光：一個民族廣普性地關注軍事題材的文藝作品，你覺得這種現象正常嗎？我覺得不正常。

　　《南風窗》：作為中國戰爭小說的代表作家，你怎麼看待國外的同類作品？

　　鄧一光：最近讀到的小說中，我喜歡的有內米洛夫斯基的《法蘭西組曲》，我的吃驚在於她那麼平靜地敘說著逼近的死亡之神，以及她在平靜的文字中讓我看到了可以穿越死亡的那些細碎的人性之光。巴別爾的《騎兵軍》，他讓我感受到戰爭和戰爭中人的張力如何深深地埋藏在細節之下，以及鐵與血如何在他的筆下活過來、活躍起來。胡塞尼的《追風箏的人》和《燦爛千陽》，他的小說讓我看到苦難和難以寬恕之後的人類希望，那些弱小者巨大的悲憫情懷和對生命的熱愛。

　　《南風窗》：國外的戰爭電影和國內戰爭電影相比，是否也是在處理“戰爭中的人性”這個問題？

　　鄧一光：讓我記憶深刻的電影大多不是戰爭大片，而是一些投資規模並不大的藝術片，比如《索菲的選擇》《鋼琴家》這樣的片子。戰爭中的人性不是戰爭片要解決的唯一問題，只是對國內戰爭片而言，這是一個基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