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志願者“逃兵記”

　　 編者按：

　　“西部計劃”是共青團中央、教育部等部委聯合出台的一項全國性的支持西部地區發展的人才招募計劃，為西部地區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作為本刊2007年大學生調研項目的入選團隊，去年下半年，由四川大學5位同學組成的小組開展了題為“西部志願者生存狀況研究”的調研。

　　5人團隊中，2人曾是西部計劃的志願者。他們以四川多個縣市為考察地，通過面談、電話和網絡等方式訪問了200名西部計劃的志願者。其間，發現部分志願者選擇了中途離開。

　　志願者中途退出並非不可理解的行為，志願參加和退出的機制保証本是題中應有之意。但“逃兵現象”所揭示出的問題卻是：由政府出面組織的目的多元的“志願”活動，如何避免在精神層面上讓理想失望、在利益層面上讓就業失望？

　　李鴻建 張栓紅 範曙光 黃 曉 陳 璟

　　與王偉的最近一次通電話是在2007年12月20日。晚上10點，他正在下班的路上。電話里，王偉平靜地說，他現在的工資加提成只有3000多元。不要說3000，就是再翻兩倍，在上海也不夠買一平方米。而一年前，王偉原本能在上海找到月薪1萬元的工作。

　　王偉曾是約6萬名“西部計劃”志願者中的普通一員，但他說：“我是一個逃兵。”

　　“西部計劃”，全稱“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由共青團中央、教育部共同組織實施，財政部、人事部給予相關政策、資金支持。從2003年開始，通過公開招募、自願報名、組織選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每年招募一定數量的普通高校應屆畢業生，到西部貧困縣的鄉鎮從事為期1至2年的教育、衛生、農技、扶貧等建設和管理等方面的志願服務工作。

　　作為調研團隊接觸的第一位中途離開的西部志願者，王偉的經歷有些特殊：他一度離開，但最終又選擇返回服務地繼續服務至期滿。正是王偉的經歷讓我們開始關注更多的中途離開者。

　　“逃走”的王偉

　　時間得追溯到2007年7月中旬，時值四川G縣遭遇洪水，縣團委的負責人以及很多西部計劃志願者參與“抗洪”在河邊值班，王偉也在其中。一天夜里，我們與他在洶湧的河邊進行了3個多小時的對話。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或許是因為我在混日子，所以注定我日後會被日子所混。長時間的壓抑與受阻，使我萌生了逃離的念頭。我的人生里第一次有了‘逃’這個字！”王偉後來在總結文章里這樣寫道。

　　但他最早選擇加入西部志願者的動機，卻是“想尋夢，尋找一個夢想”。王偉說，他最想做的志願者工作是支教。2006年7月畢業後，他從哈爾濱帶了十多本書籍到達自己的服務地L縣，沒想到那里的情況比想象中好很多，就把這些書捐給了新疆的貧困小學。

　　很多西部志願者和王偉一樣，追求理想是最初加入的動機，盡管西部計劃誕生的初衷之一是為了緩解應屆畢業生的就業壓力。根據我們所做的樣本量為250份的不定項選擇問卷調查，其中64.4%的志願者認為自己加入西部計劃是為了鍛煉能力，增加工作經驗；59.4%是為了自我發展和實現；47.5%認為是響應國家號召、支援西部；38.6%是想體驗農村生活，豐富閱歷；僅有23.8%的志願者選擇了“緩解就業壓力”。

　　在大連某大學學設計的王偉第一次對西部計劃項目辦產生不滿，源自他想從縣城建局機關調到鄉鎮去服務而沒有被批准。“我們學校一直和新疆的南疆地區對口，一直很想到那邊去支教，但後來換為四川。在我印象中，四川很貧窮，想支教，做老師很不錯，教美術，吃得差一點也無所謂。但是，到了之後才發現這里的情況比想象的好很多。”

　　多數東部的志願者對西部的印象來自電視和報紙，缺乏實際體驗。和王偉一樣，他們常常發現西部的縣城比想象的要好，而“農村還是挺窮的”。就是這樣的感受，驅使王偉有了去鄉鎮工作的衝動，但領導以“下面不安全”為由拒絕了他的申請。

　　後面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加劇了他離開的衝動。機關工作太單調、乏味。當地紀委一個領導曾對他說，“你想做事情的心情能理解，但是沒有那麼多的事情讓你做。幹得越多，錯得越多，幹好幹壞一樣。”

　　王偉在縣里的工作是城市基礎建設，主要負責管道安裝之類工作。這樣的工作對設計專業的畢業生來說，太乏味了。他開始計劃做一些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著手G縣老城區的新規劃。“我自己做過建築設計，也學過城市規劃。這里的老城區規劃建設，一直缺乏專業的設計員來做；平時沒事幹，與其上網、看雜志，不如把老城區規劃好。”

　　此後的王偉覺得每天的生活都有了意義，不是拿著數碼相機四處拍照片，就是拿著尺子畫草圖。據其他志願者反映，他似乎突然就變了一個人似的。然而沒高興多久，失望便接踵而來。“我提出了對老城區改造的意見，交給局長，一個禮拜，沒回音。後來換局長了，原來的規劃方案石沉大海，我又回到原來的狀態。”

　　如果說老城區規劃石沉大海帶有偶然性的話，後面發生的事情則讓王偉對當地有關部門的辦事能力和態度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執行力！項目辦執行力不行，到每一級都打折扣！”他舉了一個策劃籃球比賽失敗的例子。2006年9月，當地志願者准備與局級機關的人打一場籃球比賽。“給局級機關打招呼，很容易。一開始沒有隊服，後來我們把隊服買好後，團縣委一直拖到2007年7月也沒音訊。”

　　9月的籃球比賽杳無音訊，3個月後，2006年12月28日，王偉選擇了主動離開。然而又是3個月過去，2007年4月，王偉又從上海返回了服務地。

　　“最終我還是選擇回來，並不是因為逃避壓力，而是我總覺得良心在被譴責！覺得愧對自己的心、愧對祖國！我不想做一個逃兵，想做一個敢于面對一切困境的人！”王偉在自己一篇名為《痛並快樂著》的文章中這樣描述重返的動機。

　　離開之後，“一開始很快樂，覺得做回了自己”。但是，“一個月後，良心很不爽。經常在志願者QQ群里聊天。我想說話，但是覺得自己是逃兵，抬不起頭來。”

　　王偉說，自己在2006年來G縣之前，已經簽了世界前三名的一家設計公司，工作地點在上海。“自己有點自負，專業課學得不錯，找工作很輕松。海爾、聯想挑著進。”2007年返回上海3個月的時間，他仍舊找到了一份很不錯的工作，並收獲了愛情，然而當王偉把回G縣繼續當志願者的想法告訴對方的時候，不能理解王偉的女孩選擇了放棄。

　　“來西部當志願者，你可能會後悔一陣子，而不來西部，你可能會後悔一輩子。”這是時下在志願者中最為流行的一句話。從付出代價離開又返回的王偉口里說出來，有別樣的味道。

　　“激流勇退”

　　與王偉“逃兵”的自我定義不同，來自大連某高校的楊小鵬使用“激流勇退”來描述自己的中途退出。

　　楊小鵬本科所學的專業是信息系統，接受地是四川的另一個貧困縣J縣。他說原本也已經找好了工作，因此不認為當志願者是緩解就業壓力。他認為自己的動機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國家培養了自己那麼多年，應該為國家作點貢獻。再者，希望到基層去鍛煉一下。

　　其實，他在當地幹得不錯，因為表現優秀，被上調J縣的西部計劃項目辦(挂靠在各縣的團委)負責該縣的志願者工作。由于志願工作人手不夠，同時為便于管理，目前四川省比較常見的做法是抽調工作突出的志願者在團縣委和項目辦負責工作。

　　但是，這位志願者的高興勁兒逐漸被後面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澆滅了。楊小鵬對很多事情看不慣。比如團縣委“不把志願者當回事，本來有下鄉補助，卻沒有發給志願者”；另外，腐敗和貪污問題也讓他覺得很難受。他舉例說，在接新志願者的時候，虛列費用開支，最後剩余的錢也落入一些領導的腰包。

　　他說，2006年四川大旱，本來縣疾控中心撥款幾千元用于志願者看病，結果也被挪用。最令他心寒和痛恨的是當地個別領導的卑劣行為，J縣一名領導和一名女志願者發生了曖昧關系，此事傳開後，該領導出于自己的聲譽著想，給這名女志願者施加了很大壓力，女孩最終不得不離開服務地──這也算是一個中途離開的案例。

　　楊小鵬說：“很多志願者活動不注重實效，而是成為當地有關領導擺弄門面的政績，很多活動變質了。”王偉曾提供一個案例，時下慰問留守兒童是熱門活動， L縣曾舉行了一次類似活動，但是沒有下鄉，而是選擇在縣城里的一所學校，他覺得最需要關愛的應該是那些大山里的孩子。

　　這一系列事情的發生，讓楊小鵬變得很灰心。雖然在其他志願者看來，他是團委、項目辦最器重的人，但內心的折磨和不安只有他自己才能體會。“很多見不得人的事情都是在我這經手的，雖然最終流入的不是我的腰包，但是我擔心某一天事情暴露之後，我無法向其他志願者交代。”

　　如果說王偉是對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期望落空而產生逃離的衝動，那楊小鵬更多的是因為他無法容忍發生在身邊很多陰暗的事情，或許只有逃離，才能讓自己的理想和良知透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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