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從《激情燃燒的歲月》開始，各種類型的軍事題材影視作品層出不窮，接連創下收視率新高。近期熱播的《士兵突擊》、《集結號》、《投名狀》等，更成為街談巷議和主流媒體的熱門話題，大有升騰為文化現象之勢。

　　第四波的變與不變

　　其實，這並不是軍事題材影視劇的第一次“井噴”。以1952年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南征北戰》為發軔，軍事題材影片在1950年代迎來了第一次發展期。由于當時的觀眾剛剛從舊社會的苦難中掙扎出來，對新生的社會制度抱有美好的期待，對這類影片自然有著同步的欣賞體驗。而此時的導演、編劇、演員等創作者，大都親歷戰爭年代，他們的情感和思維方式都帶著那個年代里依然存在的純樸與真摯的東西。這種高度的契合和響應，造就了《地雷戰》、《地道戰》等影片的輝煌往事。

　　到了1980年代，在“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背景下，出現了《高山下的花環》、《雷場相思樹》、《今夜星光燦爛》等一批軍事題材影片。在當時倡導思想解放的寬松環境下，這些影片突破了以往英雄必定“高、大、全”的範式，塑造了一系列生動感人的另類英雄形象：痛苦、徘徊的抗聯戰士魏德勝、膽小怯懦的趙蒙生、牢騷大王靳開來等。《今夜星光燦爛》讓5個年僅18歲的戰士，在勝利即將到來的前夕，全部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八女投江》結尾時主人公紅軍女戰士的犧牲。這些在以往的軍事題材影片中，都是難以想象的。值得一提的是，《血戰台兒莊》是第一部承認和表現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正面戰場所作貢獻的影片。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則出現了《西安事變》、《重慶談判》、《開國大典》、《大決戰》等一系列以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為表現內容的影片。創作者的筆觸從百姓士兵一直延伸進最高統帥部，重點表現最高決策者縱橫捭闔、決勝千里之外的氣魄和英明。

　　目前可謂軍事題材影視劇的“第四波”。在當下這個人性中的欲望層面百花齊放、精神層面卻惶惶不安的時代，人們需要一些流傳已久的人類擁有過的美好特質來撫慰心靈，重燃內心的激情和壯志(不論是去追求什麼)，以勉力前行；需要有人實踐那些久被遺忘的道德信條(如世界畢竟是公平的，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甚至是傻人有傻福等等)並獲得成功，讓大家從社會現實中看到希望。于是，《士兵突擊》和許三多風靡一時。

　　另外，在人物的塑造上，這些影視劇也有所突破。在影視劇“第二波”里出現在主人公身上的小毛病，現在可以是不聽指揮、擅自行動這樣的大毛病；以前是教育教育就好了，現在是毛病自始至終；以前有“缺點”是為了消滅“缺點”，現在則缺點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的特質，就是可愛的表現。這樣做在收視率上起到了立竿見影的奇效，因為在迅速商業化、世俗化的中國社會，它迎合了相當一部分觀眾的心理需求。

　　雖然，軍事題材影片的表現方式早已出現了變化，但其最核心的部分──影片的戰爭觀上，人們仍在重複著沿襲已久的東西：道德至上，集體之上，國家至上；敵人是愚蠢虛弱的，我們是戰無不勝的；軍人只能成為戰爭的從屬物，沒有個體存在，不允許被俘，不允許投降，不成功則成仁；按階級立場劃線的價值原則：愛屋及烏，恨烏亦及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是朋友，就是敵人，朋友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敵人的敵人，便是我的朋友……但歸根到底，它強調的是你死我活的斗爭哲學，而不允許出現寬容、妥協的精神；它塑造的只是永不生鏽的螺絲釘，而不是獨立思考、眼界開闊的現代公民。

　　這樣的影片戰爭觀，從大的方面講，我們並沒有直面自己歷史上曾經的失誤和劣根性，挖掘“中國何以落後”的內部原因，從而達到對文化因襲、歷史演進、民族興衰的沉思和反省；從小的方面講，戰爭影片中呈現的所謂人性被矮化成大大咧咧、不講衛生、不守紀律等“可愛”的缺點，外加一點兒女情長和情感糾葛。至于嚴肅的人性反思，比如戰爭的荒誕性，戰爭中人性的軟弱、堅強、絕望、希望、自由、民主等主題，基本不去涉及。創作者回避對死亡、犧牲問題更深的思考與責問，以浮華膚淺的煽情來代替直指生命尊嚴的反省。

　　顯然，這種戰爭觀並不僅僅是影視劇創作者的自我想象，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相當一部分國民的內心深處並折射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時候，它表現為愛國主義、支持正義戰爭、人民戰爭、農民起義，反對恃強凌弱等政治正確。同樣，在一些時候，它也表現為“他人就是地獄”式的惡質人際關系，在國際關系上則表現為動輒“殺到××國家”去的暴戾。如果加以甄別和分析，人們就很難對戰爭有更高層次的認識和反思。

　　誰是“正義”的父親

　　在大部分中國人眼里，對戰爭最耳熟能詳的分類是將一部分戰爭認定為“正義的”，而另一部分定義為“非正義的”。學生們從小就被告知：正義戰爭是指一切反抗統治階級的壓迫、抵御外來侵略、促進社會進步的戰爭，支持與維護正義戰爭，是對待戰爭的根本態度。正義戰爭是一定會勝利的。

　　但是，這樣愛憎分明的二元分際，在面對複雜的國際關系時馬上遇到了困難，因為很多戰爭的性質並不能通過“正義”或“非正義”來進行簡單的概括。在更多的時候，“正義有多個父親，非正義則是一個孤兒”，每一方都認定自己是正義的，是受到侵害的一方，而指責對方不正義，如以巴戰爭、以黎戰爭、印巴戰爭等。

　　此時我們發現，有多少利益主體，就會有多少“正義”的旗幟在戰場堆積如山的尸體上空飛揚。人們對正義各有說法，背後始終是民族的、階級的、黨派的、集團的利益。在西方，從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交戰的雅典人和斯巴達人以及各自的盟友無不以正義之名自辯。在中國，歷史上的戰爭雙方必先通過“傳檄四方”的方式，將對方置于不仁不義的地位，同時為自己的戰爭行為進行道義的解釋，以便“師出有名”。

　　戰爭勝利者只要建立新政權，也就同時掌握了戰爭的解釋權，往往用 “海內一統”、“黎民安居樂業”的既成事實，來証明當初戰爭主觀動機的合理，即用“無敵”來証明自己的“正義”，正義和非正義之爭演變成歷史詮釋權的爭奪拉鋸。這時，戰前對“正義”的宣示，就僅僅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動員手段，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力量加入己方陣營，壯大實力。

　　而要讓人民相信己方的正義性，在今天的通訊環境下並非難事。除了“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外，更根本的是，一個國家的政策常常是由領導人來決定的。連納粹頭子赫爾曼•戈林也認為：為什麼農場的某個貧窮的工人希望冒風險參加一場戰爭，而他從戰爭中能夠得到最好的東西是他能夠全身回到農場呢？顯然，讓人民順從領導人的意志是一件相當容易做到的事情，充其量就是告訴人民他們受到了襲擊，使國家暴露于危險之中。在任何一個國家，這樣做都會同樣奏效。

　　當拿破崙大軍橫掃腐朽的德意志時，德國知識界先進人物普遍表示歡迎。歌德就是拿破崙的贊揚者，貝多芬把《英雄交響曲》獻給他，黑格爾稱他為踞于馬上的“世界精神”。這些人顯然也認為，只有文明和野蠻之分才是重要的。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傾向于牢記過往的輝煌和屈辱，同時忘記自己醜陋或羞恥的往事。在這一點上，大多數人都在無意識地履行這一思維潛規則：對外傷大聲說話，念念不忘，而對內傷則保持沉默和輕描淡寫。

　　這一套思維到了國際關系上，就變成：把獨裁者制造的萬馬齊喑的死寂稱之為“和平”，從而指責外部勢力破壞了和平；對美國在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義憤填膺，卻對薩達姆政權的暴行和屠殺視而不見；每每總能理解專制獨裁者的種種“不得已”的苦衷。人們往往過度強調單邊主義自私與霸權的一面，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一過程中夾帶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現代價值色彩。

　　另一方面，許多人還習慣用“弱者”和“強者”來分別代表“正義”和“非正義”，流行的表達是保護弱者的利益，知識分子爭先恐後地搶占這一道德制高點。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思維的混亂：難道拉丹、薩達姆、塔利班是弱者? 頭腦清醒的人都明白他們才是真正的強人，即便他們曾經是弱者，後來也早已站到了弱者的對立面,就如同塔利班、薩達姆不能代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一樣，拉丹更不能成為伊斯蘭人民的代言人，他們和所謂弱者之間的唯一精神聯系就是愚昧和極端。此時，所謂“弱者的利益”便成了一種偽道德,從而和獨裁統治者們一起站在了自由和人民利益的對立面上。

　　 人性是戰爭片的基礎問題

　　 我是軍事評論員，我厭惡戰爭

　　 隔代人的戰爭想象

　　 戰爭背景下的當代精神飢渴

　　 《集結號》：“去政治化”的戰爭

　　 歐美戰爭片的沒落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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