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的無奈與資本的強勢，是中國當前結構性問題的主要根源。

　　整體上看，由于中國農村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全國的勞動供給大于勞動需求，勞動要素缺乏對于資本要素的競爭力。與此同時，經濟快速增長導致的規模效益增強，從而又使得生產率快速提高，資本利潤較快增長。因此，在勞動很無奈、資本很強勢的雙重因素之下，勞動所得占GDP比重長期持續下降，資本所得占GDP比重長期持續上升。

　　而通過進一步深入分析，就會發現當前對于勞動收入占GDP比重的擠壓，是技術進步、市場需求、宏觀政策、政府行為等多因素交織而成的。

　　“拿來主義”強化資本

　　後發國家由于技術上的拿來主義，因此資本具有更高的技術含量，形成了對于勞動的較強替代，弱化了勞動對于資本的競爭力。

　　首先，較多的資本只需較少數量的勞動。以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998年至2006年數據為例，1998年，每1億元固定資產原值有956個職工，2006年減少到436個職工，是1998年的1/2弱。勞動邊際需求減少幅度更大，2002至2006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新增1億元固定資產原值，按算術平均計算，只能新增213個職工。

　　其次，較高的技術裝備只需較低技能的勞動。技術進步特別是微電子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大大提高了各種機械電氣裝備的自動化水平，形成了技術裝備“傻瓜化”趨勢，大大降低了一線技術人員和操作工人的技能要求。這就導致一線技術人員和操作工人學習曲線下降，以較低的薪酬水平也能招聘到相應的一線技術人員和操作工人。

　　再次，較快的增長只需較少的高素質勞動。我國在技術進步上採取全面的“拿來主義”，形成了與發達國家早期發展完全不同的技術進步路徑，整個國家對于高素質的研究開發和技術人員的勞動需求相對減少。如日本1980年時的大專以上學歷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比重的13.7%，而我國根據2006年人口抽樣調查，大專學歷以上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比重只有7.1%。盡管我國人口的總體文化水准相對較低，但仍較好地維持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而浙江在這方面尤為明顯，據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2004年浙江法人單位大專以上學歷人員比重為14.9%，只有全國的61.2%，但同樣較好地支撐了浙江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低估匯率對勞動利益的長期損害

　　低估人民幣匯率導致需求增加，但也阻止了效率提高本應導致的價格下降，從而在增加就業的同時，也出現了對于勞動利益的長期損害。

　　我們假定在一個沒有外貿出口或外貿出口較少的經濟中，供給持續增長會引起價格下降，總利潤雖然繼續增加，但資本利潤率下降。這時，盡管單位資本雇佣的勞動會因技術進步而減少，但因利潤率也在下降，因此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各自占 GDP的比重會保持相對穩定。

　　而在一個外貿出口持續增長的經濟中，由于需求增長較快，不僅將大大延遲供給增長所出現的價格下降，而且有可能導致價格上升。這時，由于勞動無限供給導致勞動難以分享效率提高而價格穩定帶來的收益，從而使得總利潤大幅增長、資本利潤率有所提高；同時，單位資本雇佣的勞動力因技術進步而減少，人均工資水平則因勞動無限供給而保持穩定，則每一單位資本所支付的工資下降，利潤總額增長快于工資總額增長，資本所得占GDP比重上升。

　　從直接觀察看，資本所得占GDP比重的上升，並不是通過擠壓勞動所得導致的，因此不僅沒有損害勞動的利益，反而由于出口增長導致就業增長，從而提高了全社會工資總額。但考慮到人均工資水平並未變化、以及價格相對較高，全社會實際工資總額的提高還是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導致勞動所得占GDP比重長期持續下降的相對損害。

　　持續出口增長實際降低了工資購買力。如果沒有出口的較快增長，國內價格就將因效率提高和規模經濟改善而出現下降。在這一情況下，即使人均工資水平不變，工資的實際購買力亦將有所提高，從而在工資不變情況下提高了居民實物消費水平，而這對農民尤其有利。

　　國內微利行業在這種環境下尤其發展困難。由于全社會資本利潤率持續較高，社會資金平均利率亦較高，微利行業不僅難以具有足夠的資金支撐，且由于缺少足夠的利潤激勵而發展較慢，這些微利行業如大眾化的旅游、餐飲、零售、維修、家政、小規模制造企業等，而這些行業原本可以安排較多的低層次勞動力。

　　重資輕勞擠壓勞動所得

　　重資輕勞，財政收入增長過快，進一步擠壓了勞動所得。除了基層政府勞動執法不力、拖欠工程款項、遷就資本等外，稅收政策也影響了工資水平的提高。個人所得稅即使按2000元征收，對于發達地區來說，也還是存在著起征點過低問題。如浙江當前人均GDP幾乎是全國平均的2倍，人均消費性支出是全國平均的1.5倍，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卻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其合理性顯然值得商榷。同時計稅工資導致的雙重征稅，使得同一筆所得，分別對企業和職工征稅，即經濟性雙重征稅，既直接減少職工收入，又弱化了企業主增加職工工資的激勵。

　　財政收入的較快增長則進一步擠壓了勞動所得比重的提高。從1995年開始，財政收入結束了占GDP比重下降局面，開始較快上升。至2006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已達到18.4%。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過低固然不利于經濟穩定健康增長，但財政收入增長過快、占GDP比重過快上升，也不利于國民經濟。而對于當前的中國來說，則在資本所得擠壓勞動所得的同時，又出現了財政收入對于勞動所得的擠壓。

　　上述因素交互作用，導致了現在所看到的勞動所得比重較低並持續下降的局面。可以說，勞動無限供給是市場供求規律對于藍領收入的打壓；不合理的稅收政策則是政府對于白領收入的打壓；長期低匯率政策則是在增加社會就業的同時，由于物價未能隨效率提高而相應下降，同時人均工資增長較少，從而在整體上降低了實際工資水平，特別是降低了農民和廣大低收入群體的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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