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級黨委換屆之後，2007年執政黨十七大產生了新的領導集體，也引發了地方省級的人事變動。目前，各省兩會也陸續召開，12位省級行政首長陸續“轉正”。雖然他們的履新剛剛開始，但是在不同場合，他們的講話、發言已經引起了普遍關注。眾所周知，“科學發展觀”寫入執政黨黨章之後，須輔之以機構、人事負責執行；而政策戰略發生變遷，機構、人事等則相應作出重大調整。進而引發體制內政治結構、工作機制等方面的變動。比如，中央與地方關系、政府職能、政績評價、幹部考核機制等。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曾總結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等，就是對這一政治邏輯的經驗總結。

　　他們的發言，既反映了科學發展在具體層面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也反映了他們對一些焦點、熱點、難點問題的回應。因此，這些新任大員的初步發言可以算作一個考察他們未來執政過程的起點。綜合起來看，有三個方面的問題，是未來施政比較重要的關切點。

　　如何理解“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看病要知道是什麼病，還要知道用什麼藥治這個病……老藥方治不好，就要找新藥。這就是解放思想的意義。”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參加廣東兩會廣州團分組審議時，用治病找藥的簡單道理再次闡釋解放思想。

　　所謂“老藥方”就是汪洋在參加審議時批評的“唯經濟建設為中心”。他認為，我們講與時俱進，當年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背景是10年“文革”，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路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改革開放30年，我們國家已經從經濟崩潰的邊緣成為世界上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之一，我們還用30年前的思路來理解它，就變成“唯經濟建設為中心”。具體而言，“我們很多領導的腦子里，只有經濟建設，什麼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污染怎麼樣，以後再說，經濟上可以千方百計，污染上有什麼，再放一放，社會有矛盾，就想辦法再壓一壓，生活上有什麼，就先生產後生活。”這些都是需要反省的。

　　2007年12月在廣東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汪洋在講話中特別提醒說，這種片面發展觀的結果，“很可能是經濟總量搞上去了，群眾對你的支持下來了。”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上去了，但人的收入並未相應增加，有些生活質量反而下降，幸福感反而減少，那麼，“甚至一些擁護改革發展的人也會變成改革發展的阻力。”印度人民黨在2000年大選中落敗，就是個生動的例子。

　　“經濟總量搞上去了，群眾對你的支持下來了”這種危險說明，僅僅依靠經濟發展，已經無法全面支撐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礎。實際上，汪洋在廣東省委全會上的講話里特別提到了今天搞經濟建設所處環境的一個重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對我們的影響甚至大于國內政策的影響。不樹立世界眼光，就不能預見來自國際的風險，就不能應對經濟生活的變化。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增長，特別是廣東這樣的發達地區，越來越受國際環境的影響，而使得經濟的周期性特點更加明顯。那麼一個可以預想的結果是，經濟運行周期自身的變化會使政治績效時有起伏。如果老百姓的支持只能依賴于經濟增長這個唯一的“特定支持”，那無疑是危險的。

　　批評“唯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要使經濟增長能夠適應增進執政能力、增強執政合法性的需要，把諸如可持續、公平、協調等因素一致看待。

　　批評“唯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不意味著否定經濟增長對合法性的支持。經濟增長作為一種政績，是一種“特定支持”。一個政治體系如果無視特定支持，一再地或長期地缺乏有效性，必將危及合法制度的穩定。省級新任大員首先就是要提出或者落實一地經濟發展的明確思路。這個仍然是頭等大事。比如2007年11月30日，江西省委書記蘇榮在履新講話中就說：發展是第一要務，把經濟搞上去是最大的政治。我們要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松，加快發展步伐。而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繼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後，又一重大決策。

　　1月11日至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來到安徽省考察工作。他強調，只有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才能始終把握發展的主動權，增添發展的新優勢。也就是說，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但發展必須要有新的優勢因素的帶動。

　　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後也提出，一個法治健全的成熟市場，各種經濟要素會不期而至，越發展越順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法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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