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博淵

　　時至2月，韓國當選總統李明博的就職典禮即將舉行之前兩周，有韓國“第一國寶”之稱的崇禮門突然被一名對10年前拆遷補償案不滿的老漢燒毀。

　　盡管通過電視直播目睹4個小時大火的民眾主要遷怒于當時正與太太在阿姆斯特丹度假的文化遺產廳長俞弘俊平日里對文化遺產保護不力，但在上屆首爾市長任內批准崇禮門對外開放的李明博以及現任首爾市長、與李明博同屬大國家黨的吳世勛也受到一定牽連。這一在韓國政權更迭期間發生的非典型性危機，恰似李明博未來5年內清算左派執政遺產卻又不免沾染舊弊的縮影。

　　機構精簡與總統集權

　　過去的一個半月，李明博接收委員會就許多國政課題做出規劃，大至行政機關重組，小到手機雙向收費，莫不涵蓋其中。隨著“轉正期”的到來，青瓦台和內閣的各項人事安排也陸續浮出水面。盡管目前接收委與孫鶴圭的統一民主新黨還未談妥政府改編問題，但總體而言，李政權的這場華麗開幕式已經呼之欲出，並不受“韓國版9•11”的影響。

　　開幕式的重頭戲是行政機關的結構重組，核心是機構精簡與總統集權。作為半總統制國家，韓國既有總統又有國務總理，府院之爭充斥于李承晚時代；直到樸正熙上台，總理才降格為總統的顧問機構；後幾經沉浮，仍難扭轉弱勢──總理最重要的財權，自1963年就劃撥兼任財長的副總理，而總理其它權限與總統多有重疊，令總理一職更像是內閣的監工而非負責人。這一制度安排原本源于軍政時代穩定局勢和振興經濟的雙重需求，客觀上卻造成了權力的過度分割。青瓦台的權力雖大，卻什麼都管，最後要麼不堪其累，要麼難以兼顧。廷大朝小，決策強、執行弱，導致了“再好的政策也難到位”的頭重腳輕局面。

　　李明博的行政改革之要訣就是裁並政府各部處，促進內閣權力的集中。當然，出于穩定人心的考慮，人員編制並無明顯削減。按照李政權的藍圖，統一、海洋水產、信息通訊、女性家庭和科學技術4部將撤消，分別並入外交通商、農林、產業資源、保健福利、文化觀光和教育6部，另外，外交、國防、法務各部均將作不同幅度瘦身。然而，國會的左派政黨要求改變計劃。結果，統一和女性家庭部保留，原來的18部4處減至15部2處。

　　李明博並不滿足于此。他下令青瓦台班子總體縮減1/3，秘書、警衛兩室合並為總統室，秘書官名額小幅削減；與此同時，總理室也縮減一半。青瓦台雖然縮小，總統權力卻得到強化。首先，李撤消了經濟副總理一職，准備直接管理財政經濟部；其次，原本獨立的企劃預算處也被並入財經部，改名“企劃財政部”。集預算和財政大權于一身的企財部，再加上一直就很強勢的幕僚機關總統室，總統的權力空前強大，國務總理越發地被架空。

　　另外，新政府內具備行政經驗的官僚“當道”，這實際上也是某種變相的集權。文官作為現代政府的基幹，不同于政客。他們不僅業務熟練，還要遵守“政治中立”原則，受黨派斗爭影響較小，且部級高官多由總統任命，實際上只是總統決策的執行人而已。

　　政策轉型和職能轉型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李明博上台伊始最要緊的是實現政策的轉型，而這基本可以通過對前任的糾偏矯正來實現。盧武鉉民權律師出身，經歷太多威權時代的黑暗，骨子里對資本家持抵觸情緒。他上任之後對企業限制頗多，對勞苦大眾又過于縱容。這種傾斜性政策直接導致暴力罷工頻繁，投資環境持續惡化，最後不得不咽下資本及工作機會外流，經濟蕭條及失業率高企的苦果。與盧不同，李是企業CEO出身，深諳經濟規律，對勞資關系的雙向性和共生性比盧認識更深刻。至少，他明白，沒有企業投資，勞方就要失業。李的政策重心傾向經濟，不單取得國內財商兩界的支持，連海外的韓資企業也看到了希望。

　　在經濟領域，李明博的口頭禪有兩個──競爭力和全球化。兩者內外兼顧，和中國人的“改革開放”意思大致相同。盧時代的經濟決策過于迷信行政調控，忽視市場的基礎性功能，最後的結果是上下都不討好，譬如他的房產新政。韓國的國家競爭力在盧時代有所下滑，丟分點恰恰就是政府、工會和教育系統。在開放度方面，韓國的保護主義還很頑固。許多中國人觀看韓劇時，總會嘲笑韓國人吃不起肉。實際上，這是因為韓國農業成本過高的緣故，而且這種畸形高價還是建立在政府高達63%的農業補貼率的前提下。由于市場經濟不夠活躍，競爭力就受限制；因為競爭力不足，也就不敢開放國門；缺乏外來競爭，助長了國內壟斷，反過來又壓制市場，這就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韓國的內在性封閉，表面上是出于對外界的恐懼，實則源于經濟上的自卑。盧在執政末期雖然改弦更張，致力于推動韓美FTA，但這更像是政績心態在作祟。目前，李明博在推進FTA問題上態度非常積極，甚至開始考慮對華FTA談判。而在京釜大運河計劃之外，李還著手重新規劃全國的經濟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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