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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旋風
仇和再一次備受關注。
不僅因為升官,從江蘇省副省長位調升雲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而且因為升官後一系列的言行,不僅震撼了“溫吞”的春城,而且震撼了整個雲南,乃至全國。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是政治作秀,還是個性使然,還是單純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抑或官場政治生態有變化,或是幹部提拔機制有突破?不同的人對仇和本人及其言行乃至所謂的“仇和現象”有不同的解讀。
我們不是姓名學家,更不是算命先生,但回看仇和在官場一路走來的歷程,其名字的確讓我們浮想聯翩──“仇和”,字面上講,就是憎恨平和。
中華傳統文化是非常講“和”的,甚至可以說,就是“和文化”。至于為官之道,更是不“和”不足以為官。但仇和給人留下的記憶,不是“和”,而是“仇”。1996年秋,仇和任剛剛籌建的江蘇省宿遷市的副市長,年底並兼任下轄的沭陽縣的縣委書記。走馬上任就初露鋒芒,拿下前任縣委書記黃登仁。要知道,這個以賣官聞名的黃書記,當時連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俞敬忠也莫奈其何。
接下來的“仇”就更深了,從1997年到1998年,仇和兩次被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光照”。後來更因在宿遷推行“賣光式”改革,于2003年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三個月不到的時間,三度被《焦點訪談》“光照”。五次“光照”,仇和都不是正面人物,或是有爭議人物,或幹脆就是負面形象。
但仇和似乎並非不懂為官之道,從2006年初當選江蘇省副省長後,到2007年12月底赴任雲南,近兩年的時間內,他一改過去的高調風格,由“仇”而“和”,不但媒體幾乎聽不到他的聲音,而且他盡可能拒絕媒體採訪,以至有媒體一度認為,仇和真的“當官”了。
這正是仇和真正值得回味的地方:並非不懂得“和”,但更願意選擇“仇”。事實或許勝于雄辯,如記者所報道,仇和在2001年離開沭陽前往宿遷履新市委書記時,留下的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新城市,市容“漂亮、整齊、幹淨”,曾經的質疑與咒罵變成了褒揚和稱贊。
如此一回看,仇和一系列的大膽言行,考慮的不是自己,而恰恰就是人民。如此一觀照,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在這里下一個論斷:官場上如過江之鯽的和事佬,不是和尚撞鐘之輩,就是明哲保身之流。
今年正逢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回首崢嶸歲月,我們最需要什麼呢?或者說,能夠極大地推動社會前進的是什麼呢?
在制度沒有之前,誰來創制呢?
這里面有樁事值得一提,“咸安政改”在參評“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時,評選問卷中有一道關于改革動力的調查,三個選項分別是:上級部門要求改革、地方政府自發改革和因某某人主張改革。咸安區委填選的是最後一項──在當下,改革人物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動力。
“仇旋風”刮到溫吞昆明
-本刊記者/李梓(發自雲南昆明)
善于制造新聞的仇和,遭遇了善于作秀的昆明
“壓力大不大?現在公務員三天里至少有兩天在談論和仇書記相關的話題。”──公務員
“仇和模式,仇和現象,仇和來了不到100天就能總結出模式了?不要人為制造新聞,捧殺了仇和。”──大學教授
“現在全國都在關注昆明,這對地處偏僻的昆明來說是件好事。”──昆明市長
“春城”成“村城”
一座溫吞的城市迎來了一位旋風般的市委書記,在從宿遷市委書記的位置升遷江蘇省副省長1年之後,仇和又回到了市委書記的位置上。昆明,作為3700萬人口的雲南省省會,是這個邊疆省份唯一的中心城市,擁有常住人口和暫居人口各200萬。這里四季如春,在中國宜居城市排名里通常在第4的位置。
2008年1月17日,新上任的昆明市委書記仇和在一次會議上,這樣描述了這座讓昆明人深以為自豪的城市:“城中空間與城郊空間不對稱,私密空間與公共空間不對稱;春城不綠,城市整體形象不佳;交通擁堵,市民出行不便,被一些市民戲稱為‘困民’;城中村見縫插樓,春城幾乎成為‘村城’……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與現代化都市應有的作用極不相稱。”
關于“村城”、“困民”的段子,在昆明老百姓中間已經流傳廣泛,但從來沒有一位市委書記或者市長如此不給面子地在廣庭大眾之下引用。中國人習慣于歲末休眠,在仇和赴昆明上任的這個時間段,中國人談論的話題通常是年終獎、過大年和休假旅游。仇和的發言驚醒了睡夢中的昆明公務員系統。
關于這位中國最具爭議性的書記的官職變遷,一些評論認為,這表明了中央政府對他的宿遷改革的認可。從昆明來看,這里也急需一位改革派官員。在由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綜合實力榜中,昆明最近5年的排名在不停地大幅度下降:2004年排名第28位,2005年排名第38位,2006年排名第53位。同時,城市競爭力排名從2003年以來也呈不斷下降趨勢,2007年已經落到了第73位。也許正是如此,昆明市長變動較快,上一任市長王文濤來自上海,他在任上以強硬改革著稱,而現任市長張祖林屬于本土官員,2007年11月20日剛到任。
壓力
“仇和把宿遷的那一套都搬到昆明了!”昆明官場在紛紛議論。
“到昆明工作,人地兩疏,和大家無親無故;從未共事過,與大家無恨無怨;只身一人,無牽無挂,工作一定能無私無畏。”如此硬邦邦的就職演說,立刻被全國各大媒體轉載。許多昆明官員認為,這位市委書記不會那麼“隨和”,肯定會有大動作。
在隨後一周的“熟悉環境”的巡視中,仇和拋出了一些小的改革意見,比如提高便民服務窗口辦事效率,簡化自主創業項目審批手續等。令人驚奇的是,在仇書記視察過後,昆明市辦理身份証、護照等証件的速度迅速提高一倍。一位身在外地工作的李小姐,想試試這條新聞靈不靈,于是申請異地辦理港澳通行証,工作人員告訴她,只要提供相應的証件就可以辦理,証件可以用快遞郵寄過去,時間不超過15天,“這是仇書記要求的。”工作人員說。
在隨後的幾天,仇和在發言中強調了治理城市污染、疏導城市交通、加強招商引資的軟環境建設、加快城市工業化等工作重點,也許是以前的昆明市長和市委書記們講過了太多次,這些話並沒有在民間引起太大反響。但是,昆明官場被震動了,事出于仇書記的一段講話:“這麼多的公務員,1/3去招商,1/3去創業,剩下的1/3照樣能把這些事情做完。”
招商,這一仇和改革的重要法寶再次被使用,抽調公務員形成35個專業招商局,派駐全國各發達城市駐點招商。這一改革措施一出台,立刻讓人想起沭陽當年“教師都有招商任務”。
仇書記要求公務員天天寫學習心得,仇書記要求所有的部門領導都去招商,仇書記要求領導幹部24小時開機待命。總之,仇書記讓公務員們覺得很緊張,很不舒服,並認為他的這一套與昆明的本土文化很不符,在網絡上出現了反對的聲音,“加班多開會多難道就等于效率高?讓管文教衛生的都去招商,這明明就是重複10年前沭陽給教師下發招商指標的那套嘛!”
怨言
2008年2月20日,一件被稱為“瞌睡門”的事件發生了。當天,仇和邀請了江蘇省的一些官員和商人,來介紹招商引資的經驗,而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一名幹部在聽講過程中竟打起瞌睡來,被仇和點名批評。兩天後,這位昆明市轄下呈貢縣的招商局副局長,被縣紀委要求辭職。
這一事件經媒體報道後,迅速轟動全國,仇和的鐵腕被一些人稱道,也被一部分人質疑為“人治”。仇和沒有公開地評論這件事情,但事後他通過秘書,澄清了一點:他並沒有強令這位幹部辭職的意思。“瞌睡門”事件以後,昆明市各報紙的跑口記者發現了一個問題,他們不再能像以前那樣,隨時得到仇書記出席的各種會議通知了。“仇書記對‘瞌睡門’事件的媒體報道很不滿意,認為媒體歪曲了他的意思,放大了這一事件。”一名負責報道市委消息的記者說。
除了“瞌睡門”外,另一件事情也讓仇和很不滿意,在2008年元旦前,仇和前往昆明市轄下的富民縣調研,當地政府擺出了豐盛的包括18道菜的宴席招待市委書記,不料仇和對此相當不滿,並直截了當地說:“這頓飯是你買單我買單啊!”富民縣委縣政府頗有“聞過即改”之意,立刻把此事提上議程,1月7日召開全縣幹部動員大會,成立了專門的領導小組,發布2008年1號文件,規定首先在公務員中推廣“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隨後再推廣到全縣,違者輕則批評教育,違反3次單位領導將被撤職。事後,仇和在一次會議上,忍不住提到此事,並表示他只是一種倡議。
對于富民、呈貢各縣的迅速反應反而受到批評,呈貢縣的一名公務員忍不住開始抱怨:“現在仇書記要求對幹部進行年度考核,達不到任務要求要下課,這誰能不緊張,誰能不把他說的話當話?這政績又不是說來就來。”他忍不住為自己的鄰居蔣文輝──也就是“瞌睡門”中被解職的官員申辯,“他平常也是一個工作很努力的人,很有人緣。”
常常被邀請給政府官員講課的雲南大學教授熊思遠說,現在的昆明公務員很畏懼這位領導,唯恐改革的刀子動到自己身上。
在“吃飯門”和“瞌睡門”事件之後,昆明市委負責宣傳報道的工作人員,在私底下曾經與各媒體進行溝通,要求不要炒作政府新聞,“這些新聞,老百姓也許會叫好,但是卻會造成官員與老百姓之間的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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