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語：未來百年的存亡

　　在滿族人幾乎完全忘記了這一本民族文化傳承工具時，3萬多錫伯族人把原本屬于滿族的語言和文字保留了下來。但是這3萬余人處于一種時空高度壓縮、不再天高地遠的開放年代，由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經濟快速啟動時期特有的社會影響，使得作為“滿語活化石”的錫伯語也已出現了明顯的消亡征兆。為此，國內外學人極為關注其命運。

　　滿語拯救者

　　-本刊記者/楊東曉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的200余萬件滿文檔案，整理編目工作幾代人也做不完

　　吳元豐每天早上7:15從他馬甸橋附近的家出發，7:40左右到達位于故宮西華門內側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他的辦公室。辦公室上有枚銅牌：滿文部。

　　每天8點之前的這段時間，滿文部主任吳元豐都用來查收和回複信件，考慮布置部門一天的工作。除了翻譯整理並研究清朝留下的200余萬件滿文檔案，他的部門也承擔著接待滿文檔案方面的利用者和滿文文史專業大學實習生的工作。吳元豐本人還就定向培養滿語文人才向國家有關部門提交過報告，並在中央民族大學辦過一個“滿文文史”班。

　　200余萬件滿文歷史檔案急待開啟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的1000多萬件明清兩代的歷史檔案中，滿文檔案有200多萬件，對于這麼龐大數字的歷史檔案，吳元豐說這要幾代人才能整理編目完，翻譯成漢文就更不用說了，需要更長的時間，而他們這一代人，每天即使只是打開卷宗，到退休也無法全部展開。

　　出生于新疆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的吳元豐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二代滿文檔案專業人才，19歲那年，他被招進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滿文幹部培訓班學習。

　　那是1975年，一個大的歷史背景和一個偶然的機會，決定了他此生從事的事業。

　　此前的1972年，中美堅冰被打破，美國總統尼克松飛越大洋來到北京與共和國總理周恩來雙手相握。這一年，病中的周恩來陪同第一位來華的美國總統游覽了故宮。

　　看到故宮各殿上用滿漢兩種文字題寫的匾額，尼克松問周恩來中國有人研究滿文嗎？周恩來總理回答有，當時陪同總理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也回答有。周恩來確實知道中國有人研究滿文及其檔案，因為他在60年代初親自批准過這樣一個滿文班，故宮里可能留有一兩位畢業生，但他此時可能並不知道這批人在哪里。

　　1972年的冬天，這批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滿文專業人才，有的下放到農村接受再教育，有的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而此時還有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由于中蘇即將進行談判，中國急需滿文人才翻譯研究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1 689年9月7日)中俄之間締結的第一個條約《尼布楚條約》以及當時的各種文件。這一條約由清政府全權使臣索額圖和沙俄全權使臣戈洛文簽訂于尼布楚(今俄羅斯涅爾琴斯克)，使用的文字是滿文和俄文。

　　于是，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第二個滿文班開始籌備，周健人打的報告，並且請示過毛澤東主席。于是第一屆滿文班的老師和第一屆滿文班畢業出來的學生，陸續從牛棚和他們下放之地回到故宮。

　　這個班之所以設在故宮而非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就是因為當時各大學正在半工半讀。而封閉在故宮的學生可以一心讀書。

　　來自察布查爾的師生

　　對于察布查爾縣第一中學高三學生吳元豐來說，這個機遇之于他真是太偶然了。一個來自北京的學術機構到這個以滿語為生活用語的錫伯族自治縣招生。滿文班招考的條件第一條就是家庭出身要好，當然還包括學習好、家里子女多等。招考者心里明白，名額中的6名高中生考取後，就不可能再回到察縣工作，也不可能為家里盡什麼責任了。他們一生都要在內地、在一個看似枯燥封閉，但卻通往無限深厚的歷史隧道里與滿文打交道。

　　學習好、兄弟姊妹多，吳元豐都占了，但是他的家庭成分比貧下中農高一點，然而非常偶然的是，有位被挑選參加招考的男同學，他的家里不舍得讓孩子跑得那麼遠，所以吳元豐就考取這個名額。與他一同考入故宮滿文班的還有5位同學，一共3男3女6位高三學生從此走上一條與滿文、清史和滿族史打交道的生涯。

　　吳元豐的夫人郭美蘭是同期考入的3位女生之一。

　　“剛來的時候不懂文字，但語言一聽就懂，我用了兩個月就學會了文字”，吳元豐回憶自己接觸滿文的過程。

　　除了6位自幼說滿語的察縣錫伯族學生外，1975年的這個班還招收了15位北京和東北的學生，他們中間有滿族也有漢族，但是都沒有滿語基礎。21位同學沒有寒署假地學到了1978年從這屆“滿文幹部培訓班”畢業。

　　到了2000年，又一批學生考入了為翻譯研究滿文資料而定向培養的滿文班，這次他們是中央民族大學的學生，有兩位來自察布查爾縣自幼說滿語的學生考入這個班級。顧松潔是其中一位女生。

　　25歲的顧松潔2007年剛剛研究生畢業，她的研究生方向是滿族史,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古籍研究所工作。她來北京學習滿文比吳元豐晚了25年，這個特殊需要的班級中間之所以有這麼大的時間跨度，是因為1987年曾經招考過一期，但是在下海的大潮中，這個班的學生幾乎全被巨大的潮汐裹攜而去，只剩下幾位甘願在這個清苦而寂寞的領域堅持下去。“所以，我們班就成了實際意義上的第三屆”，顧松潔說。

　　“西北的孩子們，能在北京學習都知道珍惜知足，大城市的孩子誰願意吃這個苦？這麼清貧的學術研究單位，沒幾個人能長期幹下去，我教過七八個學生，學了幾年最後還是離開了這個專業，培養了不一定能搞成，還是要盡量培養他，實在搞不了，就讓他走，但他畢竟學會一些民族文化。”吳元豐對于滿文專業人才的流失痛惜而無可奈何。

　　“我們的屈六生老師是教過吳老師的，王小虹老師是吳老師的同班同學”，顧松潔向《新世紀周刊》提到的這兩位老師，分別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和第二批滿文專業人才。1961年那個解放後第一屆的班由周恩來特批在民大(當時的民族學院)開辦，當時安雙成、關孝廉、扎英梅三位老師都是從錫伯族調來的。這個第一屆的班招了3名錫伯族學生，也有滿族和漢族。他們在文革後歸隊，為中國滿文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這一屆學生1965年畢業後，有兩位老師和兩位學生留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第一、二屆滿文班的師生成為新中國滿文教學、研究的最基本的力量。在一檔館滿文部19位工作人員中，包含漢滿蒙回錫伯等幾個民族，其中錫伯族5名、滿族4名。

　　傳承錫伯族

　　察布查爾縣成立于1954年，現在這個15.9萬人口的多民族自治縣中還有2萬多錫伯族人口。

　　在這個多民族區域，多年來人們的日常用語是本民族語，哈薩克族說哈薩克語、維吾爾族講維語、俄羅斯族用俄語，錫伯族使用的語言是他們在1764年從東北盛京(今沈陽)帶來的滿語。

　　察布查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錫伯族之所以能保存滿語的原因之一，北邊伊犁河欄著，南邊有烏蘇山擋著，西邊是國界，處在這種封閉的狀態下，漢文的優秀文學作品，也在這里被翻譯成滿文，漢族文化在錫伯族中不僅起到了教化作用，同時也促進錫伯族人學習滿文。

　　盡管在20世紀40年代末“三區革命”時，錫伯人對滿語進行了改革，減去了一個使用頻率很低的元音，但是滿語與被命名為“錫伯語”的語言，無論在文字上還是語音上，仍然相差無幾。

　　日本學者在很早的時候就觀察到這一現象，現在就讀北京語言大學的博士生松永源二郎在日本西京大學讀碩士時研究方向是雙語教育，松永注意到他的前輩岡本雅享、丸山孝一等在論述雙語教學的專著中，專門以中國新疆的察布查爾縣作為標本。

　　松永源二郎于2004年8月11日來到被他的語言學前輩稱為“翻譯民族”的錫伯族自治縣察布查爾，用社會學的方法在這里進行了為期一周的田野調查，調查涉及130人。

　　調查中松永源二郎發現，錫伯人不僅普遍掌握錫漢兩種以上的語言，少數人能夠掌握5到6種語言，它們是漢語、錫伯語(1947年以後，錫伯語被命名)、維語、哈語、俄語和蒙古語。

　　顧松潔也提到，她50多歲的父親就通錫漢維哈4種語言。而通4種語言的人，在50歲左右的錫伯人中比較常見。察布查爾縣有8個錫伯族鄉鎮，她的家在八鄉，當地方言是“扎克齊牛錄”。

　　事實上，錫伯族作為翻譯民族的現象古已有之，並且得到了清廷的重視。由于地緣的關系，17世紀時繁衍于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的錫伯人從地域上看，正處在滿蒙中間。所以錫伯人同時精通蒙語和滿語，這兩者都屬阿爾泰語系。吳元豐查到了清史檔案上的記錄，康熙二十八年，跟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時，俄羅斯人懂蒙語，但不懂滿語，因此翻譯就需要既懂滿語又懂蒙語的錫伯人當翻譯。康熙三十一年以前，60%∼70%的錫伯人使用蒙語。其余一部分使用滿語。由于藏傳佛教的影響，錫伯族中也有使用藏語的。17世紀開始，錫伯人已經進入雙語時代。

　　滿族在入關後，乾隆發現文化融合不可逆轉地削弱了滿語的使用後，曾將“國語騎射”當作國策，盡管滿語被定為國語，但還是無法挽救滿語的式微。北京城內20多萬旗人很快就融化在漢語生活以及美妙京劇的汪洋大海之中。

　　為了能保持本民族的本質，乾隆不僅制定了這項國策，還要求各級官員巡察“國語騎射”的落實情況。當時乾隆也發現滿族人運用自己語言的能力已經很差，而錫伯族人滿語說得很好。滿族兵士中絕大多數已經不會說滿語了，完全接收了漢語。

　　東北境內的滿族，也在不斷地交往中更為習慣地使用漢語。到了21世紀初年，在黑龍江三家子、五家子地區僅有幾位70歲以上的老人還會在個別情況下用滿語交流。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關紀新一句話概括了滿語在東北滿族的現狀：“老年人還能說，中年人還能聽懂，年輕人知道有滿語這麼回事兒。”

　　但是身處西北邊陲的察縣錫伯族，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很好地保留了在滿族已經失落的語言文化。

　　由于這種與生俱來的語言習慣和天賦，新中國成立後每次定向培養滿語文人才，國家都會首先想到這一地區和這個民族。尤其在滿文傳承的教學上，第一批有3位老師是錫伯族人，教材都是他們編的，錫伯族教師安雙成還編寫了目前最權威的《滿漢大字典》和《漢滿大字典》等工具書。

　　三家子的插曲

　　《紐約時報》的記者在讀到滿語已瀕消失的報道後，通過翻譯找到了故宮深處的吳元豐。

　　吳元豐告訴他事實並不像他所了解的那樣，地處西北的新疆伊犁，至今還有大約3萬錫伯人在使用滿族人帶入中原的這種語言，在他們看來，自已民族所用的語言與滿語沒有什麼區別，只是淘汰了一些不常用的詞匯而已，連語音都只是地區間的一點差異。

　　這3萬人中，有2萬多人居住在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

　　吳元豐2006年再次回到他多次考察過的三家子，在那里，當地負責人找到了兩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

　　那段時間老太太們面對蜂擁而至的媒體已經反感，人們喜歡拿著手中的東西問她們：報紙叫什麼、手機叫什麼、茶杯叫什麼，她們即便回答了，問的人也聽不懂。

　　于是兩位老太太，相互說了一句：“他懂什麼？咱們不說。”這句攻守同盟吳元豐聽得真真切切，他用滿語告訴老人：“你們說什麼我都聽懂了，你們的語言我也能說。”老人很吃驚，于是雙方開始用滿語來溝通，接下來就是他們三人之間的談笑風生。

　　在長時間的滿語對話中，本刊記者只聽懂一句：“他說得不錯，他說快了我就聽不太清”，這是一句漢語，一位老太太用漢語告訴當地陪同而來的負責人。

　　吳元豐對這句話的解釋是：“我說起來很熟練，而她們長時間不用，聽起來有些吃力了”。

　　滿語的主要結構是主賓謂，動詞永遠在最後，變化最為豐富。但是在東北的滿族村落，還偶有一些會說幾句滿語的人，卻是在用滿語的發音和漢語的主謂賓結構來組成句子。

　　吳元豐告訴《紐約時報》這位記者，你還應該到西北去看看。

　　就在滿族的故鄉東北地區漸漸融入中原文化的19世紀初，在西遷到伊犁的第二代中，有位叫渥克金的孩子，他在1 8歲時成了在冊兵士。渥克金像他的前輩一樣常年在卡倫(兵站)，駐守邊防。這種駐防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

　　咸豐初年，渥克金被調防到輝番卡倫。他在駐防巡邏的間隙，把當地風情寫成家書，用滿文記錄了一位邊防軍人的見証：

　　“向東眺望，伊犁大河歷歷在目，唯不見家鄉何處；轉眸西睹，大漠橫阻去路。”

　　“雖有淑人相留款待，只因語言不諳，難俅家常，于是，又認鐙乘騎，跋山涉水”。

　　今天，在東北滿族中幾乎找不到會說滿語的人時，這些經年傳抄具有很高歷史價值、被稱為“輝番卡倫來信”的信札依然是西北錫伯族自如運用滿語言和文字的驕傲。 上一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