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們的言論，從根源上看，凸顯的是中國企業家信托責任的普遍缺失，這與我們培育企業家的環境息息相關

　　汶川大地震後，一些企業的做法以及企業相關人士的說法引發了廣泛的爭議。王石發表了一個談話，回應網民認為他 捐得不夠的批評，他說：“中國是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成為負擔 。”阿里巴巴的馬雲也說：“中國企業家即便有能力，也不應該用來慈善，而應該用來擴大再生產，對于那些熒光下的慈善捐 款，我認為一元就夠了。”他後來更正這不是最近講的話，而是他2006年說過的話。

　　我們不能當憤青，我也不希望大家舉起道德的利劍隨意揮砍，這也是不好的。我想從一個大歷史的角度來談談這個話 題。

　　我想先談談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他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分別成立了不同的基金會， 叫公益基金，比爾•蓋茨的基金會叫蓋茨&琳達基金會，他把他所有的財產都捐給了基金會。他講了一句話我很感動，那就是 財富是取之于社會，要還之于社會，他只是幫助大家管理這份財富而已。這個話很奇怪，我們通常認為財富是我創造的，怎麼 叫做我管理，我創造就是我的啊？比爾•蓋茨不是這麼看問題的，他說只給他的子女每個人留100萬美金，供養他們到大學 畢業之後，他這個做父親的職責就盡到了，以後他們就應自我生存。巴菲特在去年前年，也把幾百億美金捐進了他的基金會， 他的思維和蓋茨是一樣的。

　　美國總統布什上任後，宣布了1.6萬億美元的減稅計劃，包括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遺產稅，這對美國富有階層 是個利好消息，但有趣的是，竟然有120名富翁聯名上書，反對政府取消遺產稅。其中包括比爾•蓋茨的父親老威廉、巴菲 特、索羅斯、金融巨頭洛克菲勒等。這些美國巨富的行為背後到底埋藏著怎樣的社會文化基因呢？

　　蓋茨、巴菲特和王石、馬雲他們都是有能力的企業家，為什麼他們想法這麼的不同？而且我認為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 ，你千萬不要認為說，比爾•蓋茨是對的，我們是錯的，不是這麼簡單，而是到底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想問題？

　　10世紀，歐洲孕育了第一批企業家。在當時的教會神權時代，英國農民們的做法是通過遺囑或合同將土地轉移給可 信賴的朋友，由朋友代為管理，並將土地收益交給教會，最初的受托人一般是受人尊重的教士，這些受人尊重的教士就是現代 職業經理人的前身。他們心中有這麼樣一個強烈的責任感，他們都是教徒，都是教會所指派的最精英的Profess(專業 人才)。這些教會企業的職業經理人，他當了職業經理人之後，他所想的就是如何承擔這麼樣的一個責任，能夠造福上帝所愛 的子民，也就是信托責任，這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由來的前提。

　　所以從這一步開始，我們的血和歐洲人的血已經不同了，他們的血是由宗教所遺留的信托責任，而我們的血呢？是以 自我為中心。但是這種信托責任，會隨著這個社會的富裕而瓦解，所以這種崇高的教會經營理念，到了14世紀之後頓然瓦解 。因為錢多了，錢多開始幹嗎呢？開始只想到自己，自己要風花雪月，別人就不再重要了，所以從歐洲中世紀開始，14世紀 之後和今天的中國差不多，這種由宗教而來的信托責任沒有了。

　　到了19、20世紀企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美國政府從1890年制定了一個《反壟斷法》，開始將美國的企業 利用嚴刑峻法的方式逼迫你不敢不有信托責任，這和早期不同，早期是自發的，19世紀之後是強迫的。美國政府利用《反壟 斷法》將大家族排除出經濟體系，讓他們在高市盈率下套現離場，讓美國企業從過去的家族企業變成大眾持股企業。這種大眾 持股公司，它的職業經理人，經過了中古世紀的磨難之後，他的血跟我們也差不多，也是為自己打算。當時美國政府就利用嚴 苛的法律讓這些職業經理人，不敢不有歐洲早期的那些職業經理人的信托責任。所以這些公司在美國奉公守法，而且它一樣傳 承著過去的社會責任感。

　　回過頭來說我們的企業家，他們會說那些話，已經不是他本人的問題了。我們應該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 那就是我們整個歷史傳承是如何孕育我們這代企業家的。我們會發現，我們是缺乏歐洲早期企業家Profess的信念，我 們也缺乏歐洲晚期企業家法律的約束。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說出這種心里話一點都不奇怪。所以我不是說道德責備不對，而 是我們要從根處解決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