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心目中的傳奇人物黛安娜王妃，在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因一場車禍而香消玉殞，此後十年間，黛妃的死因小道消息四起，更增添神秘氣息。但最近倫敦高等法院陪審團歷經半年調查，並聽取全球二百五十多名證人的證詞後，已作出最後裁決，認為黛妃之死，係因座車司機嚴重駕駛疏失，以及狗仔隊不當跟蹤所致。

　　這一則“是誰殺了黛妃？”的新聞，和近日各界議論紛紛“是誰殺了民進黨？”放在一起檢視，竟有若干雷同之處，不免令人神傷。黛妃是英國人心目中的傳奇，民進黨則是台灣人心目中的傳奇；而黛妃死前成為媒體狗仔隊的獵物，乃眾所皆知，民進黨在這一次被“殺害”之前，幾乎成為台灣主流媒體玩弄於股掌之中的獵物，也是不爭的事實。至於所謂座車駕駛的責任，八年來操控民進黨方向盤的陳總統，當然無可避免要被記入歷史｜包括他未掌握精密資訊，即率爾修憲使國會減半，自我砍除得來不易的綠營公職樁腳(藍營的地方樁腳向有綿密網絡，不須依賴國會議員)；以及使盡渾身解數壓制李登輝台聯，與負有繼承本土政權任務的謝長廷。若再加上家庭風暴所掀起的全黨危機，則“駕駛”的疏失責任，更難逃批判矣。

　　民進黨正在召開一連串的檢討會議，邀請黨內人士及各界菁英參與，就好像陪審團在聽取目擊證人的證詞。然而可以預見的，在各方的證詞當中，並不會出現對於媒體如何殘害民進黨的討論，因為那等於破壞了政治人物與主流媒體的依存關係，社會菁英自然也不例外。陳總統身為綠營操控方向盤、本土政權的掌舵者，他到底是如何處理與台灣主流媒體的關係？這恐怕是一個不易釐清的課題，以台灣近八年來媒體政治的發達，卻是政治人物不得不去面對的。媒體號稱民主社會的第四權，理論上對於國家機器的運轉，扮演一種良性固本的重要角色，因而也是社會公器。然而台灣的媒體生態，在二十年前是屬於國民黨“黨國體制”的附庸機制，到了李登輝時代，報禁已解除，但在新聞自由的氛圍中，這個盤踞已久的機制，卻更有養分發展成為對抗本土政權的大本營。簡單言之，新聞自由的精神，反而使得親中反本土的媒體生態，據有固定化的三分之二版圖，反中親本土的媒體，在市場的強烈需求下，也只能成長到三分之一的極限；媒體生態因而成為本土政權二十年來最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