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告訴我們，“實踐是檢驗立法合理性的唯一正確標准”理應是法制建設不爭的理念。對于目前爭議較大的《勞動合同法》，理念性的討論和評判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及時觀察和總結其執行中出現的問題，尤其是要關注基層經濟體在執行中可能產生的條文性而非實質性執行的現象，通過實踐的反饋對該法進行檢驗、修改和完善。

　　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最基本的經驗非思想解放莫屬，而思想解放的核心就是牢牢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正確標准”的理念。正是從這一理念出發，30年來，任何一項重大改革幾乎都是以爭論開始，以改革-總結-再改革為進程，以不爭論為原則。正如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所說：他唯一的發明就是不爭論─讓實踐與時間給出正確的答案。

　　同樣，在建立法制社會這個深化改革的重頭戲上，也必須尊重實踐第一的原則，以實踐作為檢驗立法合理性的唯一正確標准。不管立法的過程是多麼的完善，立法的理念是多麼的先進，一個法律的合理性事先是很難判斷的，它必須由執法、司法、審判這一完整的法制過程以及該立法對經濟社會的實際影響來檢驗。它是否達到了最初立法的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最終還要由社會經濟的發展來判斷。

　　 實施《勞動合同法》的三種可能情形

　　2007年6月26日通過的《勞動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開始施行了，一時爭論紛紜。這一立法的出發點非常清楚，即緩解中國經濟發展中兩個比較突出的矛盾：其一，一些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沒有得到保証，沒有獲得“體面勞動”的基本保障，這既影響了社會的和諧，也阻礙了民族人口素質的提高，長遠看削弱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其二，由于勞動者權益保障不力，人為地壓低了用工成本，導致中國在某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出現了短期的、不合理的國際競爭力，這種國際競爭力是建立在低工資、低勞動保護的前提下，它難以維持，也是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

　　在這一背景下出台的《勞動合同法》，引出了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合同法》基本符合中國國情，可以有效保護勞動者基本權益，同時推動企業合理用工和產業升級，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另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合同法》的出台有些過于超前，一些具體的規定過于生硬，對于勞動者的保護規定得較死，限制了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合理使用勞動力的自由度，從而將削弱中國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因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平穩運行。

　　那麼，《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到底會對中國經濟帶來什麼影響？可以預計，在未來一到兩年的時間里，有三種可能的後果出現。

　　第一種可能的後果是《勞動合同法》不僅得到了實質性的執行，而且執法的後果基本與立法目標一致：既保護了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又促進了企業的轉型升級，改善了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均衡性和可持續性。這當然是最好的結果。

　　第二種可能的情形是《勞動合同法》僅僅停留于條文性的執行，而非實質性執行，即，一些重要的條文在現實中盡管得到了按字面理解的執行，但用工企業通過變通的方式化解了有關條文的實際約束力，因此對于實際經濟的作用比較有限，這意味著立法的目的和精神沒有完全達到。

　　第三種可能的情形是《勞動合同法》得到了實質性的執行，但執行的後果與立法的初衷相去甚遠，也就是說，勞動合同大規模簽訂制定以後，對相當多的企業產生了較大影響，使社會用工成本有較大上升，企業的競爭力下降，導致了整體物價水平的上升和中國新創造就業數量的下降，造成了老的企業比較大規模的裁減職工，對整體經濟的運行造成了一定的衝擊。

　　仔細研究《勞動合同法》的條文，結合當前中國經濟中企業運行的實際情況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以上三種情形中，第一、二種最可能出現，第三種出現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也就是說，《勞動合同法》不會造成中國經濟增長大規模的下滑。究其原因，要從法律條文的本質和中國經濟的特殊情況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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