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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本土文化,原本是位於雅魯藏布江流域中部雅礱河谷的吐蕃文化和位於青藏高原西部的古象雄文化逐漸交融形成的。
到了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時代,佛教從中原、印度、尼泊爾傳入吐蕃,逐漸形成和發展為獨特的藏傳佛教。與此同時,南亞的印度、尼泊爾文化以及西亞的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特別是中原的漢文化,對西藏文化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藏族的建築藝術和雕塑、繪畫、裝飾、工藝美術等造型藝術,以及音樂、舞蹈、戲劇、語言文字、書面文學、民間文學、藏醫藏藥、天文歷算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1960年民主改革完成後,西藏文化開始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更多的藏文典籍被挖掘整理,1700多座寺院得到了整修,《大藏經》與《格薩爾王傳》的整理和出版成為出版界的盛事,藏醫藥解除了更多人的病痛……而更重要的是,藏文化的存在,並非如博物館般的封存保護,她正活生生地成為社會發展的一部分。
45年的藏文生涯
陳慶英的研究室很大,書架與書櫃佔據了主要空間,將房間分為兩半,各種藏漢書籍堆疊如山。他是一位面目慈祥的老人,講到高興處會用手摩挲一下光光的頭頂。這位67歲的藏史與古文獻專家研習藏文已經有45年時間,他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員。
陳慶英的經歷是一個關於文字與文獻的故事。
1941年,陳慶英生於四川南充。1958年陳家舉家支邊,遷居青海。1960年他從青海師範附中畢業,進入青海民族學院物理系,兩年後民族學院並入青海師範學院。
在上世紀60年代,陳慶英的目標是要成為一名藏區中學的物理教師。為了能勝任這項工作,藏語成為必修課。「當時由師範學院的藏語系老師教授,每週要學4個半天,課程量很大。」陳慶英回憶說。藏語是拼音文字,藏漢本屬同一語系,初學者入門並不感到太多的困難。但藏語有安多、拉薩、康區三種主要方言,陳慶英最開始接觸的是安多方言。
1967年,陳慶英如願成為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中學和海西州民族師範學校的物理教員,教書用的是藏文的物理課本。海西州地廣人稀,30多萬平方公里只有20餘萬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一個人。即使條件惡劣,藏區仍盡可能以藏文教授自然科學。「當時已有『五省區藏文教材寫作組』,負責把中學教材翻譯成藏文。」陳慶英說。
在荒涼的德令哈工作了10年,1978年陳慶英的故事有了一個巨大的轉折。這一年,大學恢復招收研究生,37歲的陳慶英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學民族語言系的古藏文專業,師從古藏文專家王堯先生與東嘎活佛洛桑赤列,開始正式轉入藏學研究。在入學考試中,藏語也是必考科目。
「文革」後,百廢待興,只有中央民族學院一所學校有古藏文專業,1978年那一屆也只招收了包括陳慶英在內的4名研究生。「當時主要有三個研究方向:藏族文學、敦煌文獻和藏文文法」,陳慶英最終選擇了敦煌文獻的研究方向。
吐蕃時期最可信的文獻有三大類:敦煌石窟遺書中的藏文寫卷,遺留下來的金石銘刻文字,從新疆、青海等地發掘的簡牘文字。其中敦煌寫卷最為重要,整個8萬冊敦煌文獻中,除了漢字文獻,最多的就是藏文文獻,接近1萬卷。「斯坦因在偷運敦煌寫卷時,首先掠奪帶走了大量少數民族文字的文獻。」陳慶英說,「所以整理保存現有敦煌藏文寫卷的工作十分迫切。」這對於研究藏族歷史,發展藏族文化有極大的意義。為此他曾多次前往當時的「敦煌縣文化館」查閱有限的文獻,在此期間,他編輯出版了《藏學研究論文集》和《藏學研究譯文集》。
在中央民族學院畢業並工作3年後,陳慶英調回青海社科院藏學研究所,主持塔爾寺藏文文獻的整理編目工作。塔爾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珍藏了許多佛教典籍和歷史、文學、哲學、醫藥、立法等方面的學術專著。這些典籍藏於龐大的寺院和眾多活佛家中,沒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本書。
陳慶英帶領七八名大學生,還請了幾位民國時期就開始研究藏文文獻的老先生,終於完成了塔爾寺文獻的編目和文物整理。此後,陳慶英轉向了元代藏史研究,先後譯注了大量藏文文獻,包括《薩迦世系史》、《藏漢史集》等,完成了《帝師八思巴傳》等著作。1993年陳慶英進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工作,完成了《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
在保護搶救藏文文獻方面,中國的藏學學者顯示出令人尊敬的力量。陳慶英的老師王堯先生,「文革」期間下放到五七干校,仍舊把藏文文獻抄在紙片上藏於上衣口袋內,尋找時機偷偷地學習、翻譯。而王堯先生的老師——語言大師於道泉先生,早年留學法國時在巴黎圖書館打工,尋找各種機會將被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擄走的敦煌文獻拍照複製。
「與國外相比,國內的藏學研究水平可以說見仁見智,互有長短。」陳慶英對記者說,「但就文獻整理的情況而言,中國是絕對領先的,國外的學者都要到中國購買大量整理出的文獻。」
相傳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的大臣吐彌桑布創立藏文,到今天,藏文已經連續使用1300多年。在中華文明浩繁的典籍中,除了漢字文獻外,最多的就是藏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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