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德

　　2008年，胡錦濤主席將對日本進行訪問，這是中國國家元首時隔10年再訪東瀛。10年來，中日關系走過了大起大落的路程，而今正處于一個機遇與挑戰同在的新一輪上升期。

　　潮起潮落又見潮起

　　10年前，中日關系曾處在一個潮起、潮落後的轉折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日關系在天時、地利、人和因素的推動下，逐漸迎來了和平友好的“漲潮期”。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政府間協商機制不斷完善，各領域交流與合作也不斷深化。雖然“漲潮期”也有小股支流或逆流，但總是被及時排除，兩國友好潮流沒有出現逆轉。1992年，以江澤民訪日和日本天皇夫婦訪華為標志，中日友好達到了一個高潮。

　　然而，1993年以後，中日關系卻開始陷入“潮落期”。蘇聯解體、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美國把中國視為下一個潛在對手，加大了“扶日抑中”的力度，而日本也隨之轉向“挾美制華”。隨著日本政界“總體右傾化”趨勢的出現，從這種趨勢中抬頭的主張“修正1972年體制”的對華強硬勢力，對中日複交時形成的政治基礎發起了衝擊。1995~1996年，中日間在歷史、台灣、領土、安全、經援等問題上發生了一系列摩擦，兩國關系陷于複交以來最冷的低谷。

　　合則兩利，斗則兩傷。1997年9月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訪華，是中日修複相互關系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礎上，1998年11月江澤民主席訪日，中日發表了第三個政治文件──《中日聯合宣言》，宣布兩國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

　　經過了上述轉折，中日關系止跌回升，重見潮起。2000年5月，由5000多名日本各界人士組成的文化觀光交流使節團訪華；同年10月，朱鎔基總理對日本進行了一次旨在“增信釋疑”的訪問。中日政治關系出現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中國的對日政策進入了更加穩定、積極的運行軌道。

　　2001年是21世紀的肇始之年。孰料這一年卻成了中日新一輪摩擦高發期的起始年。日本政府審定通過歪曲歷史的中學教科書，森喜郎在下台前匆忙給李登輝訪日發放簽証，日本對中國發動“大蔥貿易戰”……這一系列事端，給中日關系發展帶來了一股逆流。這一年4月上台的小泉純一郎，更是以連年執意參拜靖國神社的強硬姿態，把中日關系打入了比90年代中期的那次“政冷”低谷更長、更冷的“潮落期”。

　　隨後，物極必反的道理，再次在中日關系中得以應驗。經過5年半的“小泉政治”時代，“參拜疲勞”症狀開始在日本社會蔓延。2006年9月上台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伊始就著手修正小泉路線，改善對華關系。中日雙方就消除小泉“參拜”造成的“政治障礙”達成了共識。在此基礎上，安倍首相于當年10月8日~9日對中國進行了“破冰之旅”。

　　中日關系又見潮起。經過2007年4月溫家寶總理對日本的“融冰之旅”和同年12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對中國的“迎春之旅”，暖潮不斷升騰，中日關系迎來了新的機遇期。這一輪潮起，格外令人期待。

　　“戰略”二字的故事

　　安倍首相訪華時，提議兩國建立“戰略互惠關系”，中國領導人接受了這一建議。而10年前，當時的小淵內閣還曾拒絕在中日關系上使用“戰略”一詞。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與俄美等各大國之間紛紛宣布建立“戰略伙伴關系”，中日之間是否也要建立這種關系？

　　10年前，在雙方擬定《中日聯合宣言》的過程中，日方表示不採納“中日戰略伙伴關系”這一用語。據當時日本各界的反應，“戰略”一詞只能用于日美關系。到了21世紀初，日本政府又在中日副外長級戰略對話中極力回避“戰略”一詞，從而硬是把戰略對話降一格，稱之為“綜合政策對話”。

　　日語中的“戰略”一詞帶有濃厚的“軍事”或“策略”的涵義。因此日方對與中方建立“戰略”關系頗為躊躇：一是不願招致美國對“日中聯手”的猜疑；二是因“戰略”概念是中方首先提出的而對此抱有抵觸心理；三是認為日中之間尚不具備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條件。

　　安倍首相剛上任就提出與中國建立“戰略互惠關系”，是日本決策層首次在對華關系定位上使用“戰略”一詞。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間的戰略疑慮主要來源于日美同盟“再定義”造成的中日“安全困境”。中日能否走向“戰略互惠”，首先取決于日本能否妥善處理對美、對華關系，亦即取決于中美日能否通過增進安全互信來消除結構性的“安全困境”。

　　對日本來說，對美、對華關系是最重要、但又最難平衡的兩對雙邊關系。在古代，中國曾是日本引進文字、制度、技術與藝術的主要來源。在當代，美國成為日本在外交、安全和經濟上最為依賴的國家。近年來，中國對日本的重要性又在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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