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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病毒也如影隨形。無論是一度偃旗息鼓的瘧疾,還是新出現的病毒;無論在醫療條件優越的美歐,還是在衛生水平堪憂的非洲,病毒都可借助現代的交通路線,在短時間內扮演“越空行者”,悄無聲息地輸入異地。防範全球化的病毒流動,必須建立全球化的防控網絡,否則受損的不僅是原發之地,而是更廣泛的人類居住地──不論貧富,不論強弱。
海外病毒,中國時刻警惕著
《環球》雜志記者/李曉明
2008年1月,人們可能注意到廣東深圳接連發現4例瘧疾病例的消息,而且發現在瘧疾兩字之前冠上了“輸入性”三個字。
這4名患者都是深圳企業外派非洲的工作人員,在境外發生感染、回國後才出現病症的。雖然瘧疾並非是新的病種,且有有效的治療藥物,但隨著中國跨國人員流動規模的迅速擴大,境外輸入式的病毒傳播自然會給中國的疾病防控體系帶來壓力。
有關統計顯示,2002年中國出境人次為1600萬,到2007年就增加到4000萬人次。這中間隨著中國企業走向海外,眾多工程、技術、勞務人員來到非洲、東南亞、南美等地,那里的一些國家醫療衛生狀況欠佳,疫病多發。在西非國家尼日利亞就有5萬多名中國勞務人員。即便採取了必要的防範措施,配備了必要的醫務條件,但也難以完全避免海外勞務人員攜帶病毒回國的可能性。
在採訪期間,《環球》雜志記者從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獲悉,該中心不久前確認了廣東檢疫機關在口岸發現的兩例輸入性熱帶病是基孔肯雅熱。這是一種僅在中國科學文獻有記載但從未証實的海外傳入疾病。這次感染該病毒的是兩名從南亞斯里蘭卡回國的山東籍勞務人員。
3月18日,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也發布了一宗外地傳入的基孔肯雅熱個案報告,並據此提醒市民在外游時慎防經蚊媒傳播的疾病。這位患者是一名69歲男子,他于2月14日至3月3日期間到印尼旅游,目前該患者已康複出院。
不能讓“登革熱”熱起來
病毒的輸入性傳播也不是近年來的新現象。艾滋病就是“最著名”的通過境外傳入中國的病例。這種在中國從沒有過的病毒在上世紀80年代傳入了中國,後來在境內傳播、擴散,今天的中國已有70多萬例艾滋病毒攜帶者。
除了艾滋病毒這種對整個人類來說屬于新類型的病毒外,一些原來舊有的、曾被有效壓制的傳染病種也死灰複燃,這是值得警覺和防範的。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2007年世界衛生報告》顯示,上世紀60年代後期,隨著在實施大規模、系統性疾病控制規劃中對殺蟲劑的大面積使用,大多數重要的蟲媒(通過蚊蟲作為傳染中介)傳染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不再被視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但之後,由于資源縮減,疾病控制計劃被擱置,造成在隨後的20年內,許多重要的蟲媒傳染病,包括非洲錐蟲病、登革熱及登革出血熱以及瘧疾,在另外一些地區卷土重來或者在曾經的疫區再次出現。
其中,登革熱成為近年來威脅比較大的複發病毒。世衛組織已就此于去年7月發出了亞洲預警。
按照前述報告的陳述,都市化進程以及日益增長的國際貿易和旅游業,助推了登革熱病毒及其蟲媒迅速傳播。1998年,登革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流行,共有56個國家向世衛組織報告了120萬個病例。此後,登革熱流行繼續肆虐,拉丁美洲至東南亞的千百萬人受到感染。從全球而言,每年向世衛組織報告的平均病例數在過去40年中,每10年就幾乎增長一倍。
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在對《環球》雜志採訪的書面答複中說,目前輸入性病例主要有艾滋病、登革熱、瘧疾等,大部分來自非洲和亞洲。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疾病控制與應急處理辦公室主任馮子健在接受《環球》雜志採訪時表示,今年我國仍面臨著由于輸入性病例引起登革熱在國內傳播的壓力。該中心將對南方重點省份作防控登革熱,包括基孔肯雅熱的技術上的指導。
馮主任介紹說,登革熱的防控重點是南方諸省,這種熱帶病在國內沒有持續傳播,尚未“扎下根兒”。也就是說每年凡是該病在國內的暴發也都是由于輸入病例引起的。
登革熱是通過伊蚊傳播的,又主要是通過埃及伊蚊和白紋伊蚊兩種伊蚊。其中埃及伊蚊傳播效率更高。在我國的海南和湛江雷州半島地區,由于均是埃及伊蚊分布的地方,所以也是防控登革熱傳播的重點區域。其他地區尚未發現埃及伊蚊分布,而以白紋伊蚊為主。
當分布有媒介伊蚊的省份的伊蚊密度達到一定水平,且有輸入性病例出現時,就存在登革熱在當地傳播甚至疫情暴發的可能。
談及長江以北地區,馮主任表示這里也有伊蚊分布。按照歷史記錄,我國登革熱流行最北曾經到武漢地區,更北方的地域尚沒有發現。
針對防範瘧疾在中國的傳播,國家疾控中心的馮子健主任對《環球》雜志記者表示,瘧疾的傳播在我國一直尚未停止,目前的發病數量比起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少了很多(據記載中國歷史上最高一年就能報告1700萬例),每年有幾萬個病例。不過比起上世紀90年代較低的發病水平,這幾年發病數量有所增加。但瘧疾的傳播主要是由于境內人員流動造成的,境外輸入性病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一些壓力,但仍是次要的因素。
不過,就在3月7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任命了新的瘧疾特使雷•錢伯斯。對此,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表示:“我們處在防治瘧疾的關鍵時刻。”根據世衛組織的統計,目前每30秒鐘就有一名非洲兒童死于瘧疾。
不能光有口岸檢疫
為防範輸入性病毒的“侵入”和引致傳播,國內相關部門有針對性的工作始終在進行中。
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針對出國勞務人員可能帶回境外病毒、疾病的可能性採取了相應的對策。該局在給《環球》雜志的答複中表示,他們與北京市商務局建立了協作機制。
一是北京市商務局向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按季度提供北京市合法的外派勞務經營公司的名單,並向北京各經營公司發放有關對外派勞務人員出入境檢驗檢疫方面要求的材料。
其二,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按季度向北京市商務局提供世衛組織的疫情公告、北京市外派勞務人員體檢人數、派往國別以及對方國家和地區的體檢要求,並通報每季度北京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檢查出不合格勞務人員的情況。有關情況都將通過各自網站發布。
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還負責為外派勞務人員提供旅行衛生保健知識培訓,並結合所到國家和地區的具體情況進行體檢和預防接種。利用網站對勞務人員進行防病知識宣傳,發放《出境勞務人員防病手冊》。
除此之外,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在旅檢現場,利用紅外線體溫檢測儀對所有入境旅客實施體溫監測。對體溫超過37.5℃(腋下體溫)的人員實施水銀體溫計複測,對複測體溫仍超過37.5℃人員實施流行病學調查。對來自傳染病流行區、有傳染病接觸史或其他傳染病染疫嫌疑者實施相應的醫學排查。首都機場將出入境旅客檢疫查驗通道設置為“申報通道”和“無申報通道”,並在新建成的T3航站樓檢疫查驗通道上利用電子屏幕循環播放“體溫檢測請慢行”的提示語。
盡管今年1月1日起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健康申報手續已經簡化,但有發熱、嘔吐等症狀,患有傳染病,或攜帶某些物品出入境的乘客們須主動口頭向旅檢通道檢疫官員申報,並接受檢驗檢疫。
不過,對于在口岸現場篩查病患這道防線的效果,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承認“對疾病的現場查驗比較困難”,而更重要、更有效的手段是“與北京市衛生局密切配合,對輸入性病例採取措施,使其不在本地傳播”。
《環球》雜志記者在採訪期間獲悉,有關專家認為,依賴在口岸“逮住”攜帶輸入性病毒的病例是不太現實的。根據國際上的統計,在非典肆虐期間,當時啟動了健康申報制度,並有4500萬人進行了健康申報,結果發現的病例只有4例;而口岸的體溫監測,做的量更大,但沒有一個病例是通過這種方式發現的。另外,如果口岸監測、排查手續過于複雜的話,會影響過境效率。
對此,馮子健主任解釋到,一來有些傳染病有潛伏期,“比如登革熱潛伏期最長能有十來天,而艾滋病的潛伏期最長可達十年”,如果患病者過境時處在潛伏期,沒有任何症狀,就無從發現。另外,“對于之前實行的通關健康申報,有些人可能覺得會自找麻煩、耽誤事,甚至感到會洩露自己的隱私,于是就視而不見”。
堵住立法漏洞
當前,一些發達國家為了彌補口岸防線的這種不足,正與不發達國家、地區開展公共衛生方面的合作,特別是傳染病方面的合作,其目的一方面是出于外交上的需要,還有就是出于對自己國民保護的需要。他們可以通過合作把觸角伸到境外,了解那里的衛生情況,保護要去那里的本國國民健康或者防止那里的疾病被帶回傳入。隨著中國日益加深融入全球化進程,人員境外流動數量與日俱增。有關專家表示,我國也應當逐漸開始這方面的工作,加強對國際傳染病傳播情況的收集,通過參與國際合作積累防控傳染疫病的經驗。
國家疾控中心的馮子健主任對《環球》雜志記者表示:“事實証明,想通過一種什麼機制把輸入性疾病完全擋在境外是不可能的,這樣既做不到也不科學”。他認為,加強臨床機構報告機制和疫情報告系統才是根本所在。“這就要求提高醫生傳染病診斷能力,強化醫生和醫療機構的傳染病報告意識,以及提高傳染病實驗室診斷水平;當醫生發現一個傳染病例的症狀不尋常,在他的診療經歷中沒有出現過,那麼這樣的病例就有可能是輸入性的,或者是新發現病種,他就應當向有關機構進行上報。”。
據了解,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針對37種傳染性疾病規定,各級醫療機構和所有的醫務人員(包括個體醫生)都有責任和義務進行報告。而對于這37種傳染病之外的病例報告責任則沒有明確的落實。在另外一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報告管理規範》中則已規定,對于發生類似病症聚集性暴發的情況要予以報告,且不限定在37種傳染病,不過這一規定目前僅指的是一個病例以上的聚集性病例。
有關專家表示,對于所列名單以外的單個病例的報告責任,往往是最為重要的。在國外的一些公共衛生體系發達的國家,要麼是開列的傳染病名單更長,更重要的是要求醫生對于所有“不尋常”的病例都有報告的責任,以堵住“未知”的單個病例擴散傳播的漏洞。
所幸的是,目前有關傳染病法實施辦法的修訂已經進入相關立法機構的視野,在立法上確定醫務工作者篩查、報告傳染病例的責任看來已是大勢所趨。
構建非傳統防控網
除了一些傳統的對輸入性病毒的防控防線外,一些有特色的非傳統“路數”也正在發揮重要的作用。例如國家疾控中心做的媒體搜索,也即從全球媒體中了解疫病發布的情況;還有就是“傳言監控”(rumor surveillance),當發現有關疫病傳播或者暴發的傳言後主動進行核實;再有就是在特定情況下開展的症狀監測,比如要求學校報缺勤缺課,在北京奧運期間要求游客接待的賓館做特殊情況報告等。除此之外,來自群眾的舉報、咨詢甚至投訴,都有可能幫助相關部門發現和鎖定疫病出現的病例。
針對今年奧運年的特殊情況,國家衛生部前不久召開了奧運衛生保障電視電話會,並做了相應的部署。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也制定了相應的應急預案,如《2008年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檢驗檢疫組織方案及應急預案》。對奧運大家庭持証人員的衛生檢疫查驗制定了專項措施,在入境口岸現場設置奧運專用通道,持証人員通過專用通道接受檢疫查驗。
不過,用國家疾控中心馮子健主任的話來說,“不管有沒有奧運,輸入性疫病防控的工作都要做,因為這本來就是保障公共衛生安全重要的工作內容。”
《2007年世界衛生報告》結語是這樣說的:“現在世界上一個地區突然發生的衛生危機只需要幾個小時就可成為另一個地區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過去5年內,世衛組織已核實1100多起流行事件。今天,存在著人類流感大流行的現實持續威脅,可產生更為嚴重的人類和經濟後果”。
20世紀70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薄弱的衛生系統未發現存在艾滋病毒這種新的衛生威脅(對很多國家來說都是輸入性病毒),只是在美國出現了首個病例後,才最終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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