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分析中國發展的環境

　　從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和問題中，更能理解幾年前楊小凱跟林毅夫關于“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爭論。“後發優勢”指的是後發展的國家可以從先發達國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術、不用重複先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這即為優勢。而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指的是，正因為後發展國家可以輕易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發展經濟，所以，後發展國家會缺乏動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來得太輕松、能以技術替代制度變革，就沒有動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長久發展的變革，結果犧牲了長久繁榮的機會，後發便利反成了“劣勢”。為此，《國際融資》記者採訪了美國耶魯大學金融教授陳志武

　　-《國際融資》記者 天勤

　　記者：最近各界討論最多的有幾個話題，一個就是圍繞新《勞動合同法》的一些爭議，另一個話題就是中國經濟正在出現新的變化，再一個話題就是在宏觀調控中，很多政府機構的行為又退回到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對一些競爭性產業的價格上漲進行直接控制。請您結合這段時間你的調查和了解，談談您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陳志武：改革開放30年，到今天經濟成就很大，這是世人所見、所公認的，中國人的勤勞終于有了成效。但是，我們也看到許多問題，特別是因為政治改革、體制改革滯後，各種問題開始表現出來，社會矛盾也有惡化的趨勢。也因為過去只顧經濟發展而忽視體制改革、忽視對過去30年經濟成功背後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認識，在今天的具體政策制定上，極容易做一些搬石頭砸自己腳的事情，比如，重回強制性行政幹預，以各類名義大肆征稅，強化政府作為投資者和消費者的角色，推出備受爭議的新《勞動合同法》。表面看起來這些現象互不相關，但卻都是中國式漸進改革的必然結果，如果再繼續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經濟倒退了還不一定知道是怎麼回事兒。

　　實際上，從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和問題中，我們更能理解幾年前楊小凱跟林毅夫關于“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爭論。“後發優勢”指的是後發展的國家可以從先發達國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術，不用重複先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這即為優勢。而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指的是，正因為後發展國家可以輕易地模仿，一下就能將經濟快速發展上去，所以，後發展國家會缺乏動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來得太輕松、能以技術替代制度變革，就沒動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長久發展的變革，結果犧牲了長久繁榮的機會，後發便利反成了“劣勢”。

　　幾年前，人們更多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所以，那時不少人認同林毅夫的“後發優勢”論。但是，現在，我們的確正在經歷楊小凱講的“後發劣勢”。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認識到這一點，並在中國盡早完成那些必要的改革，以糾正“後發劣勢”。

　　 重新思考中國“奇跡”

　　記者：那麼在您看來，中國過去30年經濟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陳志武：過去30年的經濟成功，是中國通過“改革”和“開放”充分利用了後發的“優勢”部分所致。我要強調，僅僅“改革”和“開放”是難以取得這些成就的。因為晚清、民國時期是私有市場經濟(所以，那時不需要做市場化“改革”)，而且也是“開放”(盡管晚清是被迫“開放”)，可是那時的“改革開放”沒有產生這種經濟成功。另外，單憑中國人的勤勞不足以產生這種經濟成就，因為不只是今天的中國人才勤勞，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人也照樣勤勞，所以，勤勞是必要的、是起點，可是，單靠勤勞創造不出奇跡。如果說今天的成功是因為“人多力量大”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也站不住腳，原因是1830年時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5，而今天只占1/5。那麼，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是否真的是現代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奇跡”呢？

　　客觀地講，中國經濟成就至少包括兩個主因：已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于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這種發展條件或說機遇來自于世界，具體講來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在于讓中國加入了起源于中國之外的世界潮流，讓中國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後發之所以有“優勢”也在于這種“便車”已經存在。如何理解這點呢？

　　首先，我們看到，根據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安德森•麥迪遜的估算，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時間才增加了1倍。然而，從1880年到2000年，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說，過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兩千年人類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這種發展發生在中國之外，在中國積極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國卷入，但中國要麼拒絕、要麼不情願地介入。

　　從19世紀到20世紀，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發展？到1880年，工業革命已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全面進入新的高潮，特別是從那以後，電氣技術、汽車技術、飛機技術、電話技術相繼出現，20世紀40年代後又出現電腦和互聯網，生產技術方面也出現了許多根本性突破。工業制造技術越來越成熟，使其跨國界移植不成問題，而交通運輸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使這種跨國移植又變得可行。這些發展從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後發生飛速增長。這是中國在1978年 “改革開放”即能快速發展的重要前提，沒有這種工業革命背景就不會有中國的成就。

　　記者：講到這種前提對中國過去30年發展的貢獻，您能否舉幾個例子？

　　陳志武：例子太多了，簡單說，中國GDP的80%以上都來自現代工業和服務業。比如，中石油一家公司去年的利潤就將近2000億元人民幣，營業額超過8000億，對中國GDP貢獻1萬億以上(包括間接貢獻)。仔細想一想，中石油給中國GDP的貢獻是源自哪里？這1萬億的產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換句話說，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幹，也不可能出現中石油這樣的大企業。據我了解，地下鑽油技術最早在1859年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發明，而石油行業真正有規模的發展還是1900年後的事，在那之前談不上有什麼石油行業。

　　原因主要有幾個。第一，汽車業是1900年之後才開始，到了20世紀10∼20年代在美國才有比較快速的發展。如果沒有汽車行業，沒有這麼多的私人汽車，如果沒有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建設的高速公路網絡，汽車的普及就不可能。沒有汽車的普及，沒有很多私家車的話，對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汽車的普及是石油業的前提。第二，飛機是另一個對石油業的推動力量，雖然萊特兄弟第一次試飛成功是在1903年，但航空運輸的真正興起是二戰以後的事。

　　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晚清、民國時的中國再能幹，也不可能出現像中石油這樣的大企業。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石油行業在全球已經很大，汽車燒油的程度、海運、空運的規模，都已非常高。到那時為止，全球汽車業的規模、空運業和石油業規模的發展，客觀上講，跟中國沒有太多關系。1978年以後，中國很快就出現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這些大能源企業，現在這3家企業加在一起對中國GDP的貢獻占10%左右。電力行業等等也是19世紀後發展起來的。

　　記者：中國經濟增長得益于世界發展的大潮流，這一點不會有爭議。但對于中國人均GDP從1978到1998年短短20年間就翻了兩倍，人們覺得這是“奇跡”，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

　　陳志武：這當然是很大的成就，值得我們所有中國人慶祝。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其背景。從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3倍多，而在此期間中國的人均GDP只翻了1倍，等于是中國把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機會留給了1978年以後。實際上，從1950年到現在，全球人均GDP翻了兩倍，而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到現在也翻了兩倍多。也就是說，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長，中國只花了30年，中國的速度不是更快嗎？表面上看，確實是這樣。可是，50年前國際秩序和工業技術的發達程度，跟30年以前中國要“改革開放”時的情況，是沒辦法比的。

　　比如，個人電腦和微軟這類軟件企業都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才出現，互聯網在1980年代以後出現。這些新技術使生產能力、生產效率提高很多，只要後發國家願意模仿，越是後加入發展的國家，其追趕的速度可以越快。此外，在過去30年，不僅通訊技術和運輸技術使各國的市場範圍在全球擴張，而且從美國的里根、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到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中國的鄧小平，那麼多國家都同時進行私有化改革、自由貿易改革，使市場的全球化發生突破性變化，這些當然加快了中國的追趕速度，肯定比50年前選擇發展的日本等亞洲國家更快趕上。

　　在討論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時候，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的縱向發展上，拿今天的中國跟過去比，這樣比較當然看到的是奇跡。但是，如果把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過去150年的發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橫向比較，並考慮到同期間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國際秩序狀況，我們會發現，過去30年的中國奇跡，重要原因是由世界帶來的。如果靠模仿也能給中國帶來奇跡，那恰恰說明西方過去500年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厲害。

　　記者：這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了。

　　陳志武：是的，後來才加入全球貿易、資本全球化和現代科學技術行業的國家，在增長速度方面就更有優勢。那些成熟的工業技術以及全球化給中國等後發國家帶來的增長勢頭是這麼強，是這麼勢不可擋，以至于在人們還不完全清楚為什麼的情況下中國增長的奇跡就已發生了，以至于讓“北京共識”者下結論說經濟發展跟產權制度無關、跟體制改革無關、跟私有還是公有無關、跟民主無關。他們沒有意識到，模仿對于一個處于初期的後發國家來說的確能管用，但如果要靠一國經濟自身持續內生出增長的推動力，僅僅模仿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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