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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社离去的身影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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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社试图建成像英国皇家学会一样的独立组织;但1949年后,由于它的私立性质同当时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势相去甚远,难以避免地谢幕在历史的深处

    本刊特约撰稿/邸利会

    1949年5月,中国科学社的创立者任鸿隽最终选择留在大陆。

    因为三个女儿在美国,他和妻子陈衡哲本来是要取道香港赴美国的。但在香港时,任鸿隽把中基会的事务交结完,却直接返回了大陆。个中原因虽已无可查考,但有一点可以估计到:大陆的科学事务是他放不下的,其中就包括他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的中国科学社。

    成立

    康奈尔大学所在纽约州伊萨卡城,20世纪20年代时,人口只有一万多,这却是美国所谓的大学城,「其地风景既佳,人民淳朴,无贫富阶级之悬殊,故常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作为庚子赔款的早期留美学生,任鸿隽之前在日本学化学。他还曾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因见友人「蜀人之喻培伦、黄复生,皆曾以制造炸弹受伤,断指伤目之状」,于是决定修化学,以辅助革命制作炸弹。

    1913年,任鸿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当年赴美的11名学生中只有任鸿隽和杨杏佛立志科学,而康奈尔大学以擅长科学著称,而且胡适已经先在此校。

    1914年的夏间,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秉志、赵元任、周仁等一帮中国留学生在康奈尔聚会。「大家无事閒谈,想到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个专讲学术的期刊,实觉可愧。又想到我们在外国留学的,尤以学科学的为多。別的事做不到,若做几篇文章,讲讲科学,或者还是可能的事。」

    那天是6月10日,刚刚大考完毕,十几个同学聚在一起,热情激扬,当晚草拟出《科学》杂志的简章,而后提议成立中国科学社。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遂于1915年10月宣告成立。自科学社诞生直到最终谢幕,任鸿隽一直担任负责人。

    任鸿隽于1918年10月回到上海,中国科学社本部也随之移到国内。1923年1月,他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提出科学发达的三大条件:研究精神、共同组织、社会赞助。「研究精神固属个人,而研究之进行,则有待于共同组织。该研究精神为科学种子,而研究组织则为培养此种子之空气与土地,二者缺一不可也。」

    这个社成立的宗旨就是独立于政治之外——其英文名字(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简写为C.A.A.S.,恰与美国科学促进会简写A.A.A.S.、英国科学促进会简写B.A.A.S.组成一个科学运动的大「A.B.C.」。

    但科学社成立之后,一直在为其始终主张的「独立」两字而挣扎,直到它的消亡。由于经济的困顿,它被迫先后吸纳了20余位赞助社员,其中许多人都是政界、军界、实业界、教育界及出版界的显要,包括了蒋介石、徐世昌、黎元洪、宋子文、梁启超、阎锡山等等。

    但任鸿隽本人还是被公认为杰出的科学事业组织领导者。他也是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其科学论文、专著和译著颇多,内容涉及化学、物理、教育、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史等多方面。他在1926年著作《科学概论》中指出的「五个特征」——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成为对科学精神最为经典的概括,「以上所述的五种科学精神……虽不是科学家所独有,但缺少这五种精神,决不能成科学家。」

    欢欣

    1949年9月,作为特邀代表,任鸿隽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更是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这重大的历史时刻。此时的他,对于未来,有著太多的期待。

    此前,6月5日,中国科学社联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等26个团体成立上海科学技术团体联合会,宣称此联合会「可以反映整个科学界的意向」,能够以一个综合的机体来参加新时代的建设。

    更早的时候,1945年3月,任鸿隽在《我们的科学怎么样了?》的文章中就热切期盼有朝一日「发展科学」能成为国策:「国家对于科学,可以有计划地促其发展,正如国家要发展其他事业一样。这可以苏联最近的事绩为之证明。这个计划,应邀请中外专门学者若干人组织委员会,悉心厘定,期于切实可行。少数人的私见,外行建议与官样文章,皆所切忌。」

    在一年之后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发展计划科学的我见》中,除了重申前言,更指出国家宜有独立的科学事业预算,且「管理科学研究人员,必须为专门学者,用整个时间与精力以从事,不可成为政府要人之附属品,尤不可阑入官场习气,使成为一种衙门也。」

    参加完政协会议的任鸿隽,心情是欣喜和深受鼓舞的。1949年10月,值中国科学社三十五週年纪念,透过政协刚刚通过的「共同纲领」的规定,任鸿隽看到科学研究已不是少数人的兴趣而成了新政府的国策。人民政府成立,国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科学事业也应该进入一个新时代,而「本社在艰难困苦中挣扎了三十五年,此后的三十五年正是它一展身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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