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該呵護理財環境

　　專家檔案

　　劉德寰

　　1965年生人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市場與媒介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市場調查協會副會長

　　社會學博士學位

　　一個時期以來，CPI指數的上漲成為國家經濟調控政策的主要依據，而且是短期經濟調控的依據，對人們的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這種認識過分依賴于數字，而不是解讀其背後真實因素，必然造成對社會的誤讀，也造成了對經濟的誤讀，使其對人民社會生活的影響沒有得到全面的認識，因此，需要從非經濟學的視角進行重新解讀。

　　CPI的滯後性與短期敏感性

　　眾所周知，在中國城市中，教育、醫療、房子、裝修等價格在CPI大幅上漲之前已經大幅上漲，雖然並不是所有的城市人都付出了較大的房屋、裝修、教育等成本，但是對于任何一個需要在此項支出或者預計要支出的群體中，這類支出對于絕大多數群體而言都是通過消耗家庭多年的積蓄而完成的。

　　而CPI一直沒有將住房支出放入監測視野，沒有將額外的教育、醫療支出給予多的權重，使得CPI表面沒有大幅上漲，但是人們的生活支出(尤其是一次性支出)卻大幅上漲，這就是CPI的滯後性。而最近一個時期以食品為代表的日常生活支出的增加所帶動的CPI大幅上漲應該講是其他沒有被CPI重點關注的內容大幅上漲的滯後後果。

　　就是說，CPI的滯後性主要源于中國CPI指數的構成。在中國CPI指數建構過程中，基礎民生特性是得到充分關注的，即公民的日常生活支出的權重非常大，日常生活成本的提高對CPI的影響是敏感的，但是公民的生活中，日常生活成本具有的權重在不同群體中嚴重分化，使CPI這個應該整體上反映人們生活成本的指數變得對不同群體有截然不同的意義。這必然使CPI的短期敏感性失效。

　　雙重影響

　　由于CPI的短期敏感性失效，政府政策層面依賴于CPI的決策必然會出現“意料之內”與“意料之外”的兩種後果。

　　“意料之內”的後果是：絕大多數中等以下收入的群體沒有在經濟大幅上漲的時候獲得大的財富增長，只是穩步提高。這個群體，只要日常生活成本沒有增加，對生活質量就不會產生大的影響，在中國CPI重點關注日常生活成本的時候，CPI指標對于認識這些群體的生活具有敏感性。政策的意義也恰恰在于此。不過同時，反映這個群體特點，CPI不如恩格爾系數更直接。

　　“意料之外”的後果表現在另外一個方面：中國城市中的中等收入以上群體用于住房、醫療、教育、汽車、耐用品的升級換代等占總支出比例巨大，而且在不斷增加，而CPI沒有跟進這種變化。

　　這種生活狀態使這個群體不得不在負利率的情況下尋求財富的保值與增值，而滯後的CPI是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依據之一，滯後的CPI導致的立足于短期的調控結果對這個群體的傷害是極其顯著的。

　　日常生活是民生，理財也是民生，是民生的兩個群體層面。滯後的CPI對于日常生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中等以下收入群體，是少買一些豬肉之類，但是對于中等以上收入群體，則是“吞金”的過程，是直接“吞噬”這個群體多年積累的財富，從而直接影響中國的內需(因為這個群體是中國內需的最大推動力量)，是結構性的，對于經濟而言也是極端重要的。但是滯後的CPI的這種影響一直被忽視。

　　基于如上認識，一個簡單的CPI絕對不能只從經濟的角度認識，也不能簡單地從數字角度認識，需要真正地理解CPI指數敏感性的有效和失效雙重特點。

　　如果認識到這一點，政府對于中等以下群體應該採取增加收入、擴大就業、調控經濟過熱的方式解決民生基礎問題，這種認識是常識性的。

　　而對于中等以上收入群體，政府應該呵護理財環境，對于股票市場而言不是是否“救市”問題，而是必須“救市”及如何“救市”的問題，因為內需關系到中國經濟的前景，關系到國家發展的大局。內需一旦受到抑制，在本幣不斷升值的今天後果是嚴重的。這是一個需要重新認識的現象。